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对外贸易是最基本的一环，而对外贸易又是本国实体经济结构的对外延伸。自2009年7月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发展可谓迅速。但目前的理论和政策讨论，主要是从金融市场改革角度展开的，缺乏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这个基本面的考察。
我们需要回到基本面，考虑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从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与金融改革两者之间的协同并进关系。从历史轨迹来看也是这样，日元国际化起步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讨论也主要围绕金融市场开放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但最终日本学者还是将目光转向了贸易领域，2007年开始，前首相经济顾问、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隆敏带领的团队，在日本经产省的资助下，对日本跨国企业的贸易结算行为进行了跟踪研究，目前已成为研究日元国际化的前沿方向。可见，从日本推进日元国际化的轨迹来看，经历了从重视金融改革、到关注实体经济的回归。
而反观中国，尽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实施金融改革和开放，但不可忽视的是，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结构调整步骤必须与之协调。否则，我们不但享受不到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利益，甚至还可能遭受损失。因此，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金融主管部门的关注点，产业、贸易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以及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协调，也都极为重要。具体来说，两个领域的不协调表现为以下三大问题：
一、作为外贸主体的企业定价权较弱、外资企业占比高，因此人民币结算本身难以使本国企业获益
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币种的选择，实际上是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的计价、结算货币选择，必然有利于定价能力强的企业。而定价能力弱的企业，必将承担更多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人民银行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出口企业中，只有40%的企业具有较强定价能力，而这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外企。201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广州、佛山调研了6家代表性企业显示，定价能力相对最强的美的集团，其对外贸易中仅有15%真正同时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其他中小企业所谓的人民币结算，都是用美元或其他外币计价、然后用人民币结算——而这种情况只能减少有限的汇兑成本，却无法使中国企业避免汇率风险。
不仅如此，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占比大致占到一半；但外资企业的经营决策普遍受制于海外的母公司，缺乏财务独立性。与中国企业不同，使用人民币结算，对外资企业并不意味着汇率风险就能够消失，故而外企通常难以接受使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然，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具有套利空间的情况下，外企对人民币结算可能会有很大的兴趣，但这种动机的行为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
二、占比较大的加工贸易、大宗商品进口贸易，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潜力。
加工贸易主要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两种。虽然后者占比较小，但仍非常有代表性：例如中国的A公司从日本B公司进口了一批原材料，价值95万元；经加工后以105万元再售回给B公司。其间贸易额统计结果为200万元。但双方为了节省成本，只是支付差额，即实际跨境结算金额只有10万元。这意味着，即使这10万元结算金额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其占进出口贸易额比例也只有5%。
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有所不同。但不论是哪种加工贸易，其附加值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占比都很低，例如苹果手机在中国加工环节的增值不到4%。由于在分工体系中的低附加值地位，加工企业往往是被动来选择结算币种的。因此，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则对外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空间也会受到制约。
此外，进口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占比较高，近年来这一比重接近40%（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比例为40%到50%之间），这直接意味着两个后果：其一，由于国际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结算，因此进口环节的人民币使用将受到挤压。其二，对出口商而言，由于重要的进口成本均以美元来核算；因此，如果在出口环节使用人民币结算，则将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或更高的风险管理成本。因此上述两个方面，均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了进口环节的人民币使用程度。事实上，作为资源匮乏的日本，其日元国际化也一直面临相同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有三个途径：其一，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尽量减少对国外大宗商品的依赖；其二，减少重商主义的倾向，做大进口总体规模的同时，大宗商品的进口占比也会下降；其三，改变国际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体系。最后一点也是最为根本的解决方案，而且我们可能正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遇。
三、中国出口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经济体，这也压低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空间。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易，通常使用发达国家的货币进行结算。而中国的对外贸易在1997年以来，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并没有明显改善，这种贸易方向的格局，对人民币使用也产生了制约作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亚洲区内的贸易中，日元甚至也一直没有成为日本出口商的主要计价货币。日本经济学家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原因：日本企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子公司，从日本进口中间品，经加工后出口到美国形成了三角贸易。由于出口商品最终是销往美国市场，因此美元计价占比仍然较高。因此，虽然亚洲区域内贸易比重看起来可能很高，但其对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按贸易发生额来计算，亚洲区内的贸易占比高达51.8%，而对欧美的贸易占比仅为48.2%；但是，如果不考虑中间品贸易，只考察最终产品，则上述比重将分别调整为32.5%和67.5%。
近些年，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断上升，伴随着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量也有快速增长。但是，如果这些对外投资，只是简单的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转变成为第三国对美国的出口，则这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格局，从而也难以改变对欧美市场的根本依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此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方式转变，以及以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两带一路”战略，都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深度的内在契合。 由此可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尽管目前金融市场改革如火如荼，但是也需要重视实体经济中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升级。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不仅仅是推动国际货币发生改变的过程，而且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推动国际分工体系格局发生改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协调好金融改革、实体经济结构调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否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好处会大打折扣，发展空间也会受限；而且，缺乏实体经济结构改善的人民币国际化，其经济基础也是不扎实的。
(作者徐奇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