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坠落与天津崛起
说到民国时期的金融中心，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南上海”“北天津”。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和北京才是一南一北的两个全国性金融中心。只是到了蒋介石建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以南京为政治中心、上海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才变得一枝独秀，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则更加凸显。
从都城到边塞：首都南迁后的北平
北京金融中心的溢彩流光，在不断响起的枪炮声中渐渐消失，在政权轮替和首都迁移中改变了模样。
1926年3月18日，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在首都北京发生。这一天，段祺瑞执政府的军警野蛮镇压请愿队伍，当场射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刘和珍等47人、伤200多人，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语）。
当北京进入“知识阶级恐怖时代”（周作人语）之时，南方革命的烈焰开始燃起。这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揭开了以数万兵力横扫拥兵数十万之众的北洋军阀的序幕。
“南军北伐”日渐成为北京知识界关注的焦点。此时，北洋政府在京城的管制和对“赤化”的打击愈加严厉。一向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对文人学者“敬而言之”的北洋政府，不断收紧政策。往南方去、尤其是到上海去，成了许多北京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重心南移，知识分子逐渐向上海汇聚。
多年以后，作家施蛰存忆及1927年（时年22岁）的情景时写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
知识分子群体的南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半陆续北返。众多高校精英的支撑、文艺知识界的强大存在，北京依然是个不可撼动的文化之城。但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则随着一个政权的崩塌而失去了。
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北洋政权覆灭。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平、天津改为直属于国民政府的特别市（此后平、津在民国时期均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河北省省会）。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个历史性的改变。
北京开始以“沉睡中的故都”面貌出现。北平成为“边城”，由首都一变而为边塞。边城的寂寞，一如北平“前线诗人”林庚在诗中所表达：“海上的波水能流去恨吗/边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声/河畔的小草看着花长落/年轻的事到中年才明白”。
周作人在一篇写于193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称自己喜爱“边塞”北平：“归根结蒂在现今说来还是北平与我最有关系，从前我曾自称京兆人，盖非无故也，不过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于北京仍是喜欢。”
不过，对于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上海人来说，则会是另一种感受。正如在北京读过中学和大学的上海籍小说家徐訏在1934年所描述：“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惯了，或者你有了正确意识、明显的立场，那对于北平的悠闲缓慢就会觉得可憎。”
银行总部南移
当首都北京变身为“边城”北平时，金融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1928年11月1日，是北京金融业彻底衰落的标志性日子。这一天，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下称中行）和交通银行（下称交行）总管理处由北平移到上海。
事实上，早在北伐大军开出广东之前，京津银行家便在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变化。蒋介石的挚友、结拜兄弟张群和黄郛与北方的银行家们谙熟，与中国银行的张嘉璈、盐业银行的吴鼎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等，均为莫逆之交。而这些银行在上海、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分支机构，成为就近观察前沿地带政治军事动向，以及与国民革命军相联系的据点。
以中行为例，早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前，中行高层即断定，南北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总裁、副总裁须分驻京沪，就近处理行务。1926年6月，中行副总裁张嘉璈移驻上海办公。在随后的北伐军行进过程中，中行对北伐队伍多有援助。
张家璈等身居北京的银行家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前和行进时南下，中行、交行等银行总部则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南移。
1928年11月1日，中行新的董事会成立，张嘉璈为总经理，中行总管理处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同一天，交行新的董事会成立，原交行上海分行经理胡祖同出任总经理，交行总管理处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
在中行、交行两大国家银行离开北平前后，其他一些银行总部也纷纷迁离北平或停止营业：
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1934年迁往上海），原址改为北平分行；
1929年4月，总行设于北京（1920年开业）的中美合资银行——中华懋业银行停业；11月，总行设于北京（1918年开业）的中日合办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停业；
1929年，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往天津（1931年迁往上海）；
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由北平迁往上海。
北平证券市场衰落
政局改变和首都迁移对北京证券市场而言，同样是毁灭性的打击，业务急剧衰落。
北京证交所成立之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北洋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不惜以高利借取内外债，由此刺激了北京金融业的发展。北京证交所买卖兴隆，公债投机盛行。北京本身并无发达的产业基础，银行业与证券市场发展，与北洋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
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证券市场受到剧烈影响。当时的银行刊物载文描述北京金融现状时称：“证券市场因时局影响，大为震动，各种债票无不低落，其中以九六公债跌落尤甚。”
1928年4月出版的《银行月刊》介绍北京证交所上年营业状况时称：“本年上半期营业，自去冬九六债价暴跌，奉部令停市，直至五月四日始行开市。因停顿数月毫无收入，故将经常预算极力核减，以资撙节。唯开市后，虽尚照常交易，而营业之清淡，尤为从来所未有。下半期复因时局未靖，经纪人以买卖稀少，先后陆续告退，取回保证金者不下二十余家。秋间九六债价忽又剧跌，交易市况仍属萧条？？”。
此后，北京证交所的境况犹如九斤老太，一年不如一年。从1928年起，北京证交所连年亏损。1933年整个上半年证券成交额仅1677万元，尚不及上海证交所一天的营业量。证券市场门前冷落，北京证交所陷入停顿状态。
天津金融中心的崛起
北京全国性财政金融中心地位彻底丧失，随之而来的是上海作为唯一全国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天津则成为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在众多天津人的心里，几乎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北方金融中心的辉煌历史记忆。令现今天津人怀想不已的，正是1930年代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叶。
20世纪二十年代，天津已经成长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当时的《银行周报》总编辑徐沧水论及当时全国性金融中心——上海和北京时，曾提及紧随其后的天津。
天津之成为金融中心，是被动开放与主动改革的结果。在改革开放推动下，经济发展推动金融需求，各式银行相继设立。
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成为通商口岸。随后，英、法、美、俄、德、日、意、比、奥9国建立租界，使天津成为设立租界国别最多的口岸城市。与此同时，凭借地理优势和开放格局，依托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和相对优越的经济运行环境，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和近代工商业获得长足发展。
提供金融服务的外资银行陆续尾随而来。英国汇丰银行天津分行1882年正式开业。随后，1895年另一家英国银行——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897年德华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开业，1901年花旗银行建立天津分行，1906年华比银行建立天津分行，1907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建立天津分行，1920年意大利华义银行建立天津分行？？
天津九国租界的存在，以及工商贸易的繁盛，使北京城里的遗老遗少、下野军阀和退职官僚政客，以及周边地区的地主老财，或迁居、或将资产转移至天津，成为发起成立银行的股东和银行吸纳存款的财源。
同时，借助于外国租界的相对独立，“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中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等，纷纷成立于天津租界。当时的首都北京作为全国财政枢纽，咫尺之遥的这些新型银行得近水楼台，经营公债和政府借款。
作为办理洋务的重镇，天津是较早向现代转型的城市。1870年11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守天津。在津期间，李鸿章积极筹划洋务事宜。袁世凯继任后，着力推进天津的近代化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天津在北方的经济地位。
1903年，袁世凯上奏请准官商合办银行，总行设在天津的首家银行——志成银行开业。襄助袁世凯办理北洋实业的企业家周学熙，则于1919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另一襄助袁世凯办理洋务的企业家孙多森，1916年则在天津创办了中孚银行。
到1920年代后期，天津逐渐建立起一批中、外资银行。其中，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素有“银行街”之称。洋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工厂、仓库等，也均跻身于此。街道两侧，一些气派的银行大楼陆续建成，像美国花旗银行大楼（1921年）、英国汇丰银行大楼（1924年）、麦加利银行大楼（1925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1926年）。时至今天，它们依然是天津市的一道风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金融业衰落，天津虽然同样受到影响，一些银行总部迁往上海，但凭借辽阔的经济腹地，依据贸易、海港优势，天津继续成为北方金融中心。除一些金融机构的总部设于此外，一些银行的天津分行为北方总部也设立于此。同时，出现一批像卞白眉、资耀华那样深耕于此的著名银行家。
京津：顺流，逆流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黯然失色时，天津领北方金融中心之风骚。多年以后，当这两大城市金融地位再次反转，并为发展各自金融业、争当北方金融龙头地位而明争暗战时，鉴于这一时期北京跌落天津依旧繁华的历史事实，有专家提出，为什么每当北京发达时天津就不发达，天津发达时北京就不发达？一些人认为，天津始终笼罩在首都北京的阴影之下。
京津究竟该怎样相处？放眼历史，从天津卫的起源，到天津成为离首都最近的通商口岸，到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北方工商贸易中心、北方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以及成为首都北京的后花园，均显示出京津之间一体的关系，发展理路并非以同质竞争为相处之道。
毋庸讳言，目前京津之间在经济金融发展中处处“暗战”，相互争雄，甚至互不对付。其实，如果两个城市相互合作、互相配合，天津临近首都的优势得以发挥，不仅可以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同样可能。
不过，相较于北京金融业来说，天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短暂辉煌，是因为国民政府将首都定在南京，从而使天津在工商金融方面全面超越北京。一旦首都回到北京，天津要想在金融业方面超越北京，几无可能。除非像南京政府那样，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分置，将后者放在天津——而这同样几无可能。比较现实的是，天津在崛起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同时，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与作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北京一道，相互配合、互相合作，协同发展，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共同撑起中国经济的第三极。
将视线转向南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次大变局中，金融城市的真正赢家，其实是上海。正是在这一时期，上海缔造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神话。
上海金融神话
作为外贸中心，上海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比超过80%；国内贸易进出口方面，上海一个口岸的贸易值，相当于汉口、天津、广州、青岛、汕头和重庆6大口岸贸易值的总和；作为工业中心，上海是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城市；作为金融中心，上海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份额的80%，是中国绝大多数重要商业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全国的金融决策中心、监管中心
此时的上海，不只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与时下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国际金融中心1.0时代”的上海，短暂地感受到了作为金融中心的巅峰体验。
沪宁双城：首都与金融之都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在上海开业，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央行行长。
对此，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璈感到满意，因为宋子文曾想把中行改为中央银行，他没有答应。新的央行成立，中行不至于消失，自己则可继续执掌这家“金融老店”。
宋子文也相对满意，虽然没有如愿将中行改为央行，但张家璈建议新设央行，北洋政府时期的两大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改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为特许的实业银行，央行与之三足鼎立、分工合作。同时，行址按宋子文的意愿设在了金融重镇上海，而不是像立法机构一些人要求的设在首都南京。
当时的金融界对此同样感到满意，央行新设，中、交两行改组，普遍认为是“金融界的新希望”。
中央银行成立，对上海成为更具号召力的全国金融中心至关重要。作为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央行享有经理国库、铸发国币、经理内外债和管理其他银行存放款等权利，不仅可强化上海集散全国资金的能力，而且使上海成为金融决策中心和金融监管中心。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经过审慎考虑，采取了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金融中心适当分离的方针：政治中心定位于南京，经济金融中心则定位于上海。南京政府通过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金融改革，进一步推动上海现代金融中心的发展，上海迎来了金融业的勃兴时期。
“海”纳百川：金融之水汇上海
有足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存在，是金融中心得以强大的基础。
北洋政权覆灭，加上自身发展所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28年11月将总行自北平迁至上海。
中行对1928年北平与上海开展金融业务的环境做了如下比较：“北平入春以来，因南北军事未经解决，交通又复阻滞，以致银根枯窘，各业均受影响，倒闭时有所闻，迨至首都南迁，市面更形萧条。（上海）本年春初，时局尚在军事进展之中，各业咸具戒心，市面因之停顿，迨至夏间，兵戎既戢，交通恢复，商业始呈活泼之象，金融亦渐宽舒。”
交行最初谈到迁沪因由时称：“（交行）总管理处原在北京，兹因国都设宁后，内部公务，诸多不便，特将北平总管理处迁入沪行。”
稍后，交行进一步申说：“北京原非商战之地，十数年来，沧桑几变虽一般金融界渐注意工商事业，究未能尽量发挥。本年中央财政、市面金融，上下交困，殆臻极点。银行业务，直接受其影响，应付困难，不言而喻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
中交两行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业务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银行，两行中枢机构南迁，使中国的金融天平加速倾斜，北方其他多家银行随后也纷纷南迁。
1929年，天津垦业银行改组为中国垦业银行，总行迁沪。
1930年，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自天津移至上海。
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和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沪。
1933年，东莱银行从天津搬来上海。
1935年和1936年，资力、规模、影响均颇大的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也分别将总行从北平和天津移迁上海。几年后，大陆银行也将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
“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中的中南银行，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总行原来就在上海，大批外地银行加盟，金融资源进一步向上海集聚，进一步增强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集聚与扩散能力。
总行搬到上海的银行，置身十里洋场，商业气氛浓厚，竞争激烈，促使银行业快步成长，诚如上海文化史研究专家叶文心教授对1928年中国银行总行迁沪后的变化所言：“官场那套排场行不通了，如果要有商务上门，就得改变作风，建立一种节奏明快的企业文化。老师傅们适应不了，银行行员转而招聘来自新式大学经济、法科、外文等系的毕业生，从而建立了一支气象一新的专业队伍。”
与带领中行快步发展的张家璈一样，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周作民、胡笔江等一批通晓现代银行经营知识和管理制度的著名银行家，活跃于上海金融界，不断提升着上海金融中心的品质。
远东金融中心：Light，Heat，Power！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东流去。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小说《子夜》开篇的“Light，Heat，Power”，正是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活力四射的写照。上海，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一个堆金积银的城市。南京政府成立十年，一个无与伦比的全国金融中心呈现在世人面前。
—54家银行设总行于上海，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其中，中央银行、中行、交行、中国农民银行4大行存、放款总额分别达26亿元和19亿元，占全国各银行存、放款总额的58%和55%。
—27家外资银行在上海经营，远多于天津（14家）、北平（10家）、汉口（10家）等国内其他重要城市。
—在北京证交所衰落之时，上海证券市场一片繁荣。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纱布交易所、金业交易所、机制面粉交易所和杂粮油饼交易所等不同标的物的交易所，交投活跃，规模和影响均居全国之首。
—中央、四行、四明、万国、邮储5家跨地区的储蓄会（局），总部均设在上海；12家信托公司中，中央、中国、生大等10家信托公司总部设于上海；中国、太平、宝丰等国内最著名的保险公司总部也多半设于上海。
—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现银集散地，最大的现银调剂中心。法币政策实施后，上海同样是全国最大的通货调剂中心。
此时的上海，金融机构云集，金融功能齐全，金融市场活跃，金融的辐射作用和枢纽地位突出，逐步形成了同业拆借市场、贴票市场、内汇市场、外汇市场、标金市场、白银市场、票据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着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此时的上海，不只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市场的脉搏，与伦敦、纽约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脉搏同跳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和白银市场的活跃度和交易量，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当今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均难望其项背。
6年前，中国首次提出“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与时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比，80年前呈现的，正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1.0时代”。
京派与海派之争的背后
北洋时期，中央金融政策的制定在北京，国家银行的总部在北京，中行和交行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使北京比上海具有更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无怪乎有学者称当时的全国金融中心就是京津，上海影响全国的能力并不足够，严格说来只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如今，北平与上海的金融对比，已经判若云泥。发达的金融工商业，改变着上海的城市气质。文化古城北平与现代都市上海，在城市性格上显示出更大差异。三十年代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两个城市性格的投影。
1933年10月18日，身居北平的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目标对准上海的作家。“"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透露过对文学精神堕落的忧虑，对海派文学或文学商业化提出批评：“从民国十六年（1927），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化竞卖。”
一个多月后的12月1日，上海的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予以反驳。苏汶讥讽北平的教授兼作家是肚饱者不知肚饿者的恐慌：“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活跃在京津一带的“京派”作家与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海派”作家，由此展开了京派与海派之争。
上海与北平的文化人之各不相同，正如上海学者许纪霖所说：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核心是学者专家、大学教授，而上海文化精英的主流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家以及自由撰稿人。上海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由于都是在都市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之中生存和发展，与这个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血脉的关联，都深刻地镶嵌到城市社会之中。
短暂辉煌：战争魔鬼的摧毁
就在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乃至远东金融中心而蒸蒸日上之时，战争的魔鬼开始改变中国、改变上海的命运。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让上海的金融业变得面目全非。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全国金融步入战时统制体系。为加强国家行局联系和协调、集聚金融力量应付危局而成立的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因战事一路西迁，1938年初迁至重庆。经改组，四联总处成为战时中枢决策机构，西南地区成为其业务中心。
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之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停业。战时，一些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资保险公司转移到重庆，重庆成为保险业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成为战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集中地。虽然战后银行和保险业中心重新回到上海，上海依然是证券交易市场的中心，但尚未重建金融辉煌，国共两党之间的战火又蔓延开来。
上海演绎的金融神话延续不到10年（1927-1937年），便开始了另一种命运，直至上海金融高地的彻底沉陷。（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历史学者）
（编辑：彭宣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