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观念渊源流长，它最初的出现远早于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之前，道德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所必要的行为规则，而人与人的冲突无例外地是与人的自利动机有关，所以道德自古以来就与抑制自利有关，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有利于他人成为道德的同义语。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对道德的解释，仔细分析起来有相当多的差别，但牺牲自利以帮助他人则是各种道德观中的共同成分。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差别极大，但一个人不论到哪个国度去旅行，只要遵循本民族的道德规范，一般就不会触犯他国的法律。并不需要对人家的法律作专门的了解。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已出现的道德观，它以约束个人的自利为特征，对建立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起了阻碍作用，因为交换是以自利为前提的。交换最早发生的年代现已无从查考。在中国，交换逐渐濒繁以至于出现了货币也发生在很早的年代。公元前11世纪西周开国时已经有金属货币出现，然而在以后的3000年内交换虽然给人们带来利益却并未成为每个家庭生活必须依赖的方式。相反，衣食住多半仍取诸当地的资源，尤其是土地；只有盐铁等少数商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虽说在明代，甚至远在宋代，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交换已经很发达，然而占当时人口90％以上的农民，交换仍是偶一为之的活动。甚至到文革时代，广大农村的经济自给率仍非常之高，河南产棉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纺织机，穿衣仍是不求人的。商品经济是非常不发达的。
能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交换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其直接的原因是历代帝王都采取了重农轻商，甚至打击商人的政策。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迁天下豪富12万户于首都咸阳；汉高祖也“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当时的豪富多半是大地主和生意人。所谓“七科滴”就是秦始皇征集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曾经过商的）去攻打南方三郡。汉初规定商人不得穿绸衣、骑马，乘轿。汉武帝时叫杨可去征富商大贾的财产税，弄得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都破产。秦汉以后，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未断。且不说大陆解放以来对资本家出身的人在升学、提级、参军等方面的歧视，也不说文革期间将全国农村集市一扫而光，就在改革初期长途贩运仍属非法；而今低价购进待价而沽仍被当作投机倒把。今天从商致富虽不致被强制迁往首都，但致了富的人多半有如履薄冰之感。他们最安全的策略是趁早收敛起来，兔遭不测。只有外国资本在中国发了财比较能得到政策上的保护，如果投资环境好他们还有扩大投资的意愿，否则还是把利润汇回国去免生是非。
重农抑商政策的背后是伦理观在起作用。伦理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靠了它，人们作出一种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判断，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即使政府强制推行，也难于贯彻和持久。打击商业活动的政策之所以能经历几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伦理学上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最具有影响的哲人都认为出于自利追求物质欲望是可鄙的。孔子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子则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到了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文革时则发展为“狠斗私字一闪念。”确实，如果人人都无私欲，当然天下太平。然而这里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如果人人都没有了私欲，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因私欲膨胀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最终加害于每个社会成员，使他们最初追求的欲望不能满足，因此欲望才要加以限制。如果把欲望从根本上取消掉了，还有什么目标要去追求呢？但精神满足归根究底离不开物质满足，为革命牺牲是一种精神满足，那是因为自己的牺牲能使别人得以物质满足。如果一切的人都无求于物质满足，精神满足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物质欲望不断被更多更好地满足的过程。而今继续寄希望于劝人放弃物质欲望来达到社会大治的人，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的总趋势。
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从动机来看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从效果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另一批人白占便宜的机会，从客观上鼓励了另一批人的道德沦丧。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余少数人正好可以肆无忌惮地膨胀其私欲。所以损己利人的原则决不可用来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只有当人与人处于不对称地位时，这种道德原则才有必要，例如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处于危急情况下和不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这才能使社会福利有效的增加，社会更协调地发展。然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原则。
交换能产生正和结局，已如前所述，是由于各方发挥相对优势的缘故。谁具有某种产品的生产优势，这是通过价格竞争来选拔的，不是任何人钦定的。所以公平竞争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个条件等价于交换双方必须平等和自愿，只是附加要求交换信息的充分流通。交换双方如果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控制另一方，则交换或许不会发生，因为特权一方不必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或者交换使一方受损，因为他没有退出交换的自由，此时虽然有交换发生，实际上只是改头换面的剥夺，官商结合就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典型例子。在交换发展过程初期往往有特权阶级的参与，因而破坏了交换的名声，使得大大有益于全社会的交换被群众抵制。此外，即使是没有特权的一方也常试图用欺骗手段牟利。这些都阻碍了交换制度的顺利建立。
地位平等和选择自由不仅是交换中人的应有权利，它具有更广泛更多的含义，这就是人权，当今各国中人权较好地受尊重的国家交换也比较发达，这并非巧合。然而在古代，普遍认为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是互相冲突的。要保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由谁来限制？由社会中有权威的人士。所以社会必须分为受治于人者及治人者；劳力者与劳心者；小人与君子；或者奴隶与贵族。无论东方哲人孔子或西方哲人柏拉图，费尽心智也没有能设计出一个人人平等而且有秩序的社会。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的道德观不需要人权的支持，换言之，在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社会中，可以用他提倡的教化来使人人都安居乐业。但是可悲之处也正在此，用忽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方法去保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未必能长久维持。中国两千多年中发生的无数次农民起义说明了这一点。如何安排一个既有人权保障又有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是向人类社会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到目前为止民主和法治认为是最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内部调整，大体上做到了社会权力的平稳接交和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然而利益集团对政治施加影响，使真理被歪曲，事实被掩盖，丑闻不断发生，更不用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长远措施极难贯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社会制度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可是出路何在？没有人知道。幸而人类的智力还没有穷尽，只要人民的智力不被窒息，希望总归是有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能增长发展，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体成员有干劲，懒洋洋的人不可能有增长。二是百姓的干劲要用在正确的地方。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干劲是有的，但用错了地方，最后导致失败。干劲既可出于自利的动机，也可出自建设祖国，或为公的动机。有人认为为公的动机不可能持久，并举中国、苏联的经验为证。但我认为为公的动机激发人们苦干，如果苦干的事实能回报给全体百姓，且每个人相信别人也在无偿地为公工作，则这种动机可以持久。从长期来看中苏等国经济发展受阻的原因，恰是不能保证干劲用在正确的地方，或者说，为公的动机不能保证上面第二个经济增长的条件一定能满足。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中极重要的一条理论，即均衡价格系是唯一能引导资源最佳配置的信息系统，而均衡价格是这样形成的：出于自利的消费者在市场上寻求索价最低的供应者；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在市场上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者，在竞争条件下达成的成交价格就是均衡价。没有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无法形成均衡价格。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在计划经济的初期经济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的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它很接近于均衡价格。在经济获得最初增长之后，价格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以继续引导资源在新情况下的合理流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1971）库兹涅茨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后得到的六点结论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必伴有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在一切“为公”的经济中，价格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常常固定不动。结果计划人员失去了衡量效益的依据，使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混乱：经济结构扭曲，虽然每年都有巨额投资但长期短缺的产品始终调整不上来，该进口的产品在出口、积压的产品越产越多。这种缺乏效率的现象并非计划人员的低能，而是失去了一切计算效益的根据，即一套正确的价格。其根本原因正是大家都为公，不在价格上计较，无法形成一套均衡价格。
前面论证了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时道德观念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要承认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这种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德行必须是克制自利）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的根底越深厚，完成这个转折也越困难。而且在转折中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私欲膨胀，把传统道德中应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统统反掉了。自利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有其严格的界限，即不能影响别人的自利。这是显而易见的，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可是在从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规模地发生欺骗，毁约，假冒、贪污，这差不多已成为规律。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肯定交换中的自利动机，人们在改造传统伦理观时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克制自利的观念统统加以否定。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市场运行是由自利的动机所驱动，而市场规则则不能靠自利的动机去维护。放松市场管制（Deregulate）是指市场运行应该自由，而市场规则却是丝毫不能放松的。一些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市场机制，由于没有正确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发生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令人担忧的倾向。于是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惊叹人心不古，甚至谴责商人的追求利润，咒骂金钱的万恶，恨不得回复到古朴的自然经济时代。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旧可以保持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做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尤其重要的是交换活动中的守信和诚实。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经济纠纷很少，交易成本极低，资源流向合理，经济效率极高。一些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的开端，也许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这一变化进展得似乎并不很顺利。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研究伦理观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出现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更使这一问题变得具有紧迫性，因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每个国家、企业、个人追求自利的结果，而只能基于共同的责任感。它类似于市场规则的维护，但又不尽相同，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包括道德演进的方向，决定道德观念强弱的因素，对于非道德行为的对策，道德与传统文化及科学发展的相互作用，新道德规范与人权及法律的关系。我想这是向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