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哈佛大学凯博文（ArthurKleinman）教授在“万科公开讲坛·亚洲商业伦理”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
谢谢各位！谢谢你们来听我的演讲。因为我虽然听得懂中文，但说得不好，所以最好我用英语。好不好？首先我想感谢万科集团和深商会来主办此次大讲堂，同时我想感谢哈佛亚洲中心。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道德（moral），我把道德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道德体验，一个是道德生活。生命从来都是与价值相关的，不管是活着本身还是协调重要的人际关系，从事对我们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住在某个特定的地方，道德体验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价值环境；道德生活是一个不同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生活的世界，而是讲我们自己生活的本身，对我们什么是重要的生活？大家都希望与人为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的，有些人不愿意帮助别人，不想回报社会，他们不想跟我们所认为和谐的价值观相一致，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只要有机会的话，还是想与人为善。
道德生活有一些方面，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对道德的想象；另一个是我们的责任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批判的能力、评价的能力，对世界进行评价，对我们自己的行为做评价。
我们把它跟伦理进行对比，伦理有两个部分很重要：其中之一是在我们个人道德生活中，我们都有一些渴望，它跨越了地域的限制，超出了我们工作的环境，超出了我们家庭、当地社区的范畴，有些渴望是全球性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想做一些事情来改善世界。
这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下面给大家一些例子，涉及道德和社会生活在亚洲变迁中的一些议题。在中国、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研究者做的一些工作，包括在中国的工作。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都讲到了孝道纽带的衰落、家庭纽带的衰落、个人主义的兴起、实利主义的兴起、青少年文化广泛扩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社会问题的蔓延，包括毒品、自杀和暴力。我们看到公共伦理转型的变化，还有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私人和公共福利之间的冲突、监管结构和法律体系的缺失。我之前讲过，中国不是唯一出现这些问题的国家，这是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种不公平的感受：有些人享受了特权，有些人没有同样的机会，不信任广泛存在。比如医疗领域，在中国大家对医生非常不信任，不光中国出现这个问题，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崛起，对更好行为的预期更加强烈，无法容忍医疗中光想着赚钱，同样的担忧在其他领域也有，比方说企业界、法律界、建筑、工程。
这里我想跟大家进一步阐释的，就是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在幻灯片上可以看到，其实有许多伦理培训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会强调一般性原则以及个体的选择，但是这样一些培训项目理应明确地考虑到具体的社会因素，后者可以激励或阻碍个体依照一般准则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亚洲伦理培训的现状，尽管有着丰富的伦理思想传统，但相较商业以及专业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亚洲地区的伦理培训显得相对滞后。亚洲的伦理守则往往是基于欧美的框架。我们并没有足够地去关注当地的传统，比如中国的传统。在过去这么多年历史当中，有许多伦理方面的遗产、有关道德、道义方面的研究，亚洲是有优良的传统的。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努力研究，在商业伦理方面开展一些培训。
我们的项目关注亚洲的地方性传统，在中国，基于德行、基于美德的伦理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基于德行、基于美德的伦理观跟欧美的伦理观不一样，欧美这边主要是基于原则、基于价值。我们在伦理方面的培训将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亚洲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相较于欧美社会，亚洲社会伦理更多强调道德的修养和个体的德行。道德的修养需要接触地方的伦理传统和现实世界的问题，这两者必须结合才能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导向。
如何培育有道德的自我呢？当然在世界各地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看法。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培养更加深厚丰富、更加敏锐的感悟能力，包括批判的意识、机敏的领悟力以及道德的责任感，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从个人角度来说，“护理”不仅仅在医疗领域，还包括在子女成长以及更广的社会关系当中，“看护”、“护理”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关照他人，并且承担对于他人的责任，这实际上也是另一种道德的体验，这种体验深化了我们的人性。
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道德变化正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伦理培训解决和应对。刚才提到孝道纽带衰落、家庭纽带衰落，在许多农村，以前老人都可以住在朝南的房间，因为这是最暖的，但是现在这些老人根本没有受到关注，家里不再尊重老人的选择，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他跟朋友、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关注家里的老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实利主义、犬儒主义的兴起，犬儒主义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开始质疑自己改变的能力。
传统儒家价值分崩离析，同时在日本、在美国、在欧洲，都面临类似问题，像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腐败问题恶化，但同时还是有一些正面的东西，一些亲社会（pro-society）的道德变化。我们看到，在中国并不只是存在问题，还有许多正能量，譬如公共伦理的发展、世界性的关注和与世界的联系日渐增多，特别是现在中国兴起的中产阶级，可能在座各位都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我们都关注世界。还有女性地位的提高、通过志愿者行动所体现出来的利他主义、非政府组织NGO的兴起，还包括人们对环保、公共卫生议题日益觉醒的意识和呼声。中国去年发生超过20多万次的示威游行，很多都是出于对环保的关注。
目前中国超过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在减贫方面，中国减贫项目是世界上最高效的，硕果累累。所以出现很多中产阶级，但是同时出现消极后果：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0岁以上人口多于5岁以下人口的情况，这是史无前例的。85岁以上的群体在全部人口中增速是最快的。25年后，将近40%的中国人口将会是55岁以上。这种老龄化不仅仅在中国，在亚洲、在欧洲、在美国其实都一样。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做了以下的事情：开发了一些案例，对道德体验和道德生活的冲突进行案例研究。在工作场合、在医生的办公室、在法务部门、在建筑师/工程师工作环境中，我们研究了个人价值观和团体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情况，这种冲突通常会导致真实的一些做法。而不是我们嘴上说的东西。我们研究了一些刺激这种冲突意识的方法，准备用这些案例进行本地化案例教学，而且我们还希望能够出版案例的书，希望它们能够用于亚洲多文化的环境。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达成怎样的成就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这些研究成果，让大家有一个更强的策略能力，能够实践这种基于道德的行为，让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奉献于企业，而且能奉献于世界，不光是赚钱。赚钱很重要，但不光是赚钱。同时我们希望对环境也能做出贡献。
我们这么做，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世界。改善世界不光是嘴上说说，不是说光有这样良好的意愿就够了，不光是像今天这样做讲座，而是说我们在工作中就要贯彻这样的想法，我们要真真正正对世界做出奉献。这种奉献在我看来，就是我们道德流程的最终结果。
我希望之后的讨论能继续探讨具体的情况，我们要试图改善这个世界，改善环境，先从我们周围开始，先从我们的工作环境开始。谢谢大家！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于2008年7月1日上任。凯博文还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人类学教授以及哈佛医学院医药人类学的教授。作为物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凯博文在2004年至2007年间担任人类学系主任，并在1991年至2000年间担任社会医学系的主任。凯博文自1969年至今一直研究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