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时代，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策？

 

 

【本文核心观点摘要】

 

1.全球经济目前正在遭遇21世纪近二十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全球化经济受到了疫情扩散的持续冲击，当前最为紧要的任务是疫情防控，借助WHO、联合国、G20等组织和全球治理机制、地区组织阻止疫情全球扩散。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经济刺激的行动方案还未能达成完全的共识，严重的政治分歧将不利于疫情防控，而且造成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局面。

 

2.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和持续冲击造成了主要国家的经济生产和贸易活动处于缓慢运行之中，并且有“短暂休克”和“产业链断裂”的风险，这种风险动摇了市场信心，并且给投资者以严重打击。资本市场避险情绪高涨，这种局面仍将持续，而全球主要经济体股市的下跌幅度随着疫情而起伏，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到底能产生多大的作用还是未知数。

 

3.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具有不确定性和持续跳跃的趋势，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承载压力剧增，扩散的态势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贸易停滞”、经济活动大幅度减少和全球商务旅行、全球物流通道收缩，这种冲击力超出了财政、货币和税收政策的边界，政府与市场的互动陷入到一种新的困境，后疫情期的政策退出和市场化改革具有矛盾的一面。

 

4.财政与货币政策改革需要在危机面前审慎落地，坚持市场化和开放的理念是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愈发封闭的时刻保持一种战略定力，对内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与对外加大经济自由开放是维护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成果的重要举措，中国在这一层面有着非常成熟的治理价值观，为后疫情期经济复苏和秩序调整赢得了主动权。

 

5.大变局时代，全球衰退的周期已经到来，我们需要保持基本面的稳定，需要重视产业链的重构、市场需求变化和政策推进的着力点，短期来看，疫情拐点终会出现，全球合作“抗疫”和共识机制将逐步形成。长期来看，后疫情期，全球治理的分化与合作会成为一种角力，适应不确定性的环境，坚定国内市场化改革，专注于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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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经济与历史的变迁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历史所沿革的危机形态中，客观语境和历史的周期常常是无法预测的。这种不可预测性既在于每次经济或者金融危机、大流行病蔓延都表现出了从局部到整体的传染过程，随着全球化的联系而愈发突出，又在于每次危机的发生和应对都酝酿着下一轮危机周期的开始，仿佛是一个循环论。距离上一次危机的记忆还未散去，量化宽松的政策和债务危机只是暂缓了危机的发生，助推了经济的表面繁荣，潜在背后的巨额债务杠杆、量化宽松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依旧是“顽疾”。这轮危机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未来命运、经济增长的价值观以及国际社会求同存异、和平发展的终极意义。

 

经济或者金融危机并无固定的理论体系或比较完整的论述，却常常暗含于历史的反复无常之中，最根本的问题仍在于经济增长的局限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之中。反思人类社会公共健康危机的爆发，城市化以及金融危机等等，而不是一再陷入到那种循环往复的“危机陷阱”，“饮鸩止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终有局限性，城市化也并非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归宿。网络信息化时代，解构的文字、记忆碎片和语言暴力侵蚀着思想的深度，消解了严格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和人类社会学，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危机？在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一切可能的国家救助、企业生产救助、个人失业救助等都需要纳入日程，应对这种长期的衰退周期比应对短暂的危机时刻更为重要。

 

 

保罗•沃尔克对时运变迁的敏锐观察和睿智的判断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中央银行家的执着信念，稳定的价格、健全的金融、纪律严明和高效运作的政府，“三大真理”不断提醒着世人，越是危机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思考。而当前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全球风暴下世界经济增长前景黯淡、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衰退的预期成为大部分学者、官员、投资者和市场的普遍认知。而中国持续两个月时间的果断“隔离”措施使得经济活动几乎“停摆”，牺牲了经济增长换来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成果，因而得以成功阻击疫情扩散。

 

 

如何应对危机，如何“灭火”，以及如何在危机边缘寻求国际社会合作，对于处置危机、解决困局尤为关键。IMF世界经济展望公布，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速为-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经济衰退，此前预期为3.3%。IMF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GDP增速为-6.1%，此前预期为1.6%。全球化的信念正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狭隘的民族主义、“右翼化”的思潮破坏了过去团结、稳定和合作的共识。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的美国衰退概率模型，其最新数据已表明经济迈入衰退，衰退模型100%显示暴雨将至。尽管经济数据依然滞后，但急剧下跌的金融市场和异常汹涌的失业潮都表明经济增长已戛然而止。美国股市的多次“熔断”以及全球油价暴跌的态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全球市场的信心已经动摇，美国疫情的持续和大面积扩散的问题打击了国际贸易，回暖的迹象甚微。

 

目前，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比过去历次经济与金融危机处理更为激进的政策，包括中国允许赤字率上升、发行特别国债、英国等欧洲国家无限量透支、日本的超级经济刺激方案以及美联储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等，非常措施下应对经济衰退的目标明确。但是，这种超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仍需要市场进行消化，政府主导的模式高度依赖于财政投资和货币政策支持，如何平衡这种关系的论证更为艰难。从数据来看，全球贸易恢复和产业链断裂处于微妙时刻，疫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经济增长的前景将十分渺茫。

 

针对经济刺激和稳定就业层面，应避免过去采取的“大水漫灌”和“权宜之计”，将政府投资、财政拨款以及资助计划更多的用于公共医疗、医药、社会保障、中小企业等资金需求更为急切的领域，引导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和普惠金融层面，惠及更多的普通投资者、个体工商户等。通过定向和精准的财税、货币政策，一方面稳定就业形势，救助中小企业，渡过危急时刻，另一方面稳定资金供需平衡关系，降低资本市场的投资杠杆，稳定投资者信心和市场预期。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15日早6点，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197万例，达1970879例，累计死亡125678例。全球疫情大爆发正在经历新的高峰，这需要全球主要经济体携手并肩，采取非常措施进行防控，严厉的封闭管理和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以及人群集聚活动的排查等等，唯有坚持防控隔离，才能真正迎来疫情的拐点，否则会陷入到长期的“抗疫”战争，内耗巨大，并导致经济活动无法得到恢复。

 

环顾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发生的时间轴，不难发现，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本身就潜藏了大量的矛盾和隐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8年债务攀升至创纪录的55万亿美元，达到近50年来之最。《全球债务狂潮》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GDP比例攀升54个百分点，升至168%。中国的比例成为主要驱动，债务/GDP比例已达到史无前例的255%，上升了72个百分点。疫情的冲击波则将全球经济置于窘境，短期内无法改变。欧美国家的疫情蔓延形势严峻，公共医疗卫生条件极度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则成为了新疫情失控的风险点。

 

我们应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到达顶峰，疫情的扩散和蔓延对全球贸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各个主要经济体相继采取的医药物资禁运、自由贸易限制、人员交流暂停等导致贸易便利化失去支撑，全球物流供应系统中断，这也造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断裂危机。时至今日，全球贸易的联系和自由化已将各个国家和地区捆绑在一起，因此，这也决定了全球“抗疫”的根本出路在于国际合作，而不是选择错误的对抗和矛盾转移。

 

 

一方面，各个国家必须审视自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采取措施的有效性、限度和面临的突出问题，寻求尽可能的隔离和严密的人群聚集活动管控，阻止疫情传播和扩散的态势，并且应抛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寻求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寻找成功的防控与治疗经验，这次疫情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集体灾难，绝非个别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灾难。另一方面，在贸易与经济政策上，主要经济体应抛弃利益纷争和摩擦，尽快达成经济稳定和复苏协作框架，通过IMF、World Bank、WHO、WTO、G20等世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共克时艰。

 

应当承认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力超乎想象，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独善其身，霍布斯“丛林法则”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全球危机语境，而是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国际贸易的稳定之锚，而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更应该得到世界的认可。诋毁甚至企图在话语权上进行“污名化”的政策举措无助于全球“抗疫”。

 

世界经济增长已进入到严重的衰退周期，在新冠肺炎疫情前期已有多年的预兆，包括美国股市的虚假繁荣、互联网经济的泡沫和欧洲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速的“三期叠加”进入到换挡期。在过去十年间，全球经济遭遇到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货币超发和贸易摩擦耦合，城市经济经过膨胀后显现出来的极限，脱离实体经济的“杠杆”效应外溢，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冲击下，全球经济进入到新的超预期衰退周期，多项指标已表明此次危机比过往更为复杂和艰难，为此，我们必须做好长期的、持久的准备。

 

全球产业链体系的修复亟待疫情防控的形势趋于好转，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必须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和全球合作的医疗救助措施，缓解本国医疗救助、问诊和隔离的压力，并且将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纳入到全球“抗疫”战线。应该看到，此次疫情也再次警醒我们，全球产业链的体系具有脆弱性，巩固本国的产业链优势，优化供应链结构，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激活自主创新因子对于未来的供应链体系重构具有决定性作用。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带来了“大萧条”，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造成了产能过剩，殖民时代的市场化与殖民战争结合，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诞生了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当时解决危机的主流，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传统意义上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变成了政府主导的市场和投资关系。时至今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应对危机时仍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厘清二者的关系对于后疫情期的政策演进具有长远意义。

 

 

从目前应对危机的主导体系来看，政府在危机当中起着非比寻常的角色，而以国家能力为依托的政府职能承担了市场所无法承担的作用，如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社会保障和失业人口的救济，财政是政府主导的“弹药”，这将进一步挑战政府财政赤字率。纵览全球主要经济体解决危机的对策，无一不是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财政支持，帮助企业和市场恢复生产信心，激励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力。强政府的举措对于战胜疫情非常关键，而松散的政府协调机制和缺乏公信力的政府部门则饱受诟病。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必将中，政府政策也呈现出一种分化的格局，中国在疫情爆发后采取的果断“封城”措施以及大规模的停工停产等，集全国之力和医疗资源投入到“抗疫”之中，在两个月内获得了阶段性胜利，为全面复工复产赢得时间。而欧美则表现出了一种决策滞后、政府失灵和信息传递失真的状态，“抗疫”的决策缓慢和救助的迟滞造成了大流行病的爆发，因而刺激了当前主要经济体强政府体制的回归，反思政府职能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问题，为应对未来的危机提供经验教训。

 

 

回顾百年经济发展历史，我们看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动态演变的过程，崇尚市场与强调政府的角色的两种理论，以及倾向于二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理论体系也较为发达。在早期的工业化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始终处于被监督和限制的范围，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主流，而在经济危机的阶段，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开始转向，强调政府的主导和国家资本主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需要财政和税收等政策的支撑，解救企业财务困境和家庭救助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

 

但是，一方面我们必须肯定政府的职能和角色的必要性，在公共服务供给、应对危机和社会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分配等不可替代，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政府的权力寻租、交易成本以及对市场要素资源配置功能的抑制有很大的负面效应，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几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互动尤为审慎，推动市场化改革更应明确政府的角色，在放权和赋能的基础上释放市场的活力，特别是对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应给予关注，防止出现权力寻租和阻碍市场化改革的政府角色失衡问题。法律层面的治理在应对危机行动中不可或缺，舆论监督、相关专门机构的问责是确保应对危机的重要保障。

 

 

政府的财政政策并非具有“万能钥匙”的功能，与货币政策一样，政府的财政体系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撑，过大的财政赤字率也会带来较大的隐患。大流行病爆发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危机时刻，发行特别国债、提高赤字率都是非常举措，主要是用来保民生和救企业，而不是弥补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在非常时期，应考虑加大简政放权，改革政府职能部门的臃肿、重复设置和不必要的财政支出问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后疫情期，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回归是必然。非常时期，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包括推动要素市场改革的路线图、资本市场开放的政策等均进入到实质性阶段，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这一实施过程中，加快政府职能改革应走在市场化改革的前面，以市场效率、市场配置为导向，打破行政性垄断，为解决结构性矛盾扫除障碍。在危机时刻，一些非常规的政府职能和措施应该逐步退出，而是尊重市场的规律，更应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信念。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而且带来的冲击波已经威胁到全球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在全球治理机制被削弱的前景下，各国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地缘政治与疫情防控的冲突将纷争推向新的高度。回顾过去以经贸关系为依托的合作纽带显然在大流行病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大国政治的博弈心理与小国生存的危机心理变得更加敏感。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秩序将在“权力真空”和领导权缺位的动态中“走钢丝”，地缘政治的协调将变得更加微妙。

 

 

回顾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过程，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国际社会的分歧已经到了台面上，过去数年，以“美国优先”为价值取向的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并且将传统意义上维系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机制置于尴尬境地，在大流行病面前，全球治理体系则显得更加脆弱，这种脆弱导致了全球“抗疫”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犹豫和置若罔闻的状态，直到疫情在欧美主要国际大肆传播，最终失去了控制。全球治理体系在动荡的政局中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松散”和“消解”，国际卫生组织WH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组织的摇摆姿态甚至走向了一种“悖论”，欧美国家的反华政策和情绪则激化了国际合作矛盾的一面。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在国际权力的此消彼长的运行中开始进入到新的阶段，全球化开始大规模启动为中国近四十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有利环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而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开始凸显，负面效应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动员下不断扩展，“反全球化”成为了阻碍全球治理的重要因素。后疫情期，全球化仍是主流，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成为一种必然，最终取决于中美两国的互相认知、博弈和地缘政治的冲突，并将决定全球治理的前景，这也需要全球主要国家的积极参与和协调。

 

 

中美关系是决定世界秩序调整的核心，两国的经济差距、综合国力的较量处于一种快速缩小的周期，中国的国家能力和治理体系日臻成熟，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和东方文明的独特价值观成为新的取向，并且随着国力的增长而愈发强烈。传统意义上，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全球治理机制成为领导全球化和国际社会的核心力量，而中国日渐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从受益者、建设者到重要参与者，美国内部的“反华情绪”弥漫，并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2017，《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是特朗普政府政策转向的重要时间节点。美国的衰退很可能具有长期性，两国的博弈则会持续加剧。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美贸易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更应该认识到美国长臂管辖的“阴谋”和“霸凌主义”本质。中美关系的大幅度调整，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针对性、冲击性更加强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艰巨性。由于核平衡、战略威慑制衡以及“均势”的国际政治秩序仍是主流，中美两国的“热战”概率大大降低，而“脱钩”的可能性正在变大，分歧已经延续到全球“抗疫”的正面较量。力量的失衡促使美国国内政党政治、国会以及跨国公司、美国国民的对华认知极其复杂，冲突和规则的竞争正成为常态，而沟通和释放善意，以及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都是两国关系互动的有效手段。

 

 

国际组织是维系全球化格局和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在“二战”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重要，包括联合国、WTO、WHO、IMF和World Bank等，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磋商机制、中长期低息贷款、关税互惠等寻求利益双赢、多赢合作，国际组织和权威性和治理机制的公信力为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美国近几年的一系列举动则将国际组织和治理机制大量削弱，减少拨款、退出国际组织以及采取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导致全球治理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力量支撑，部分组织的瓦解和权力不断遭遇困境。

 

显而易见，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在特朗普政府体现的淋漓尽致，并且在美国国内有着非常深厚的根基，一旦美国退出部分国际组织则意味着国际治理体系的重构加速。中美两国的竞争不再仅仅是经贸关系和利益方面的冲突，而是延续到意识形态、国际规则的较量。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战略和“右翼化”转向正在加速，这对于目前全球治理将造成严重的冲击，美国退出后的国际领导权将失去重心，尚无替代的机制弥补这种损失。于中国而言，“实质性脱钩”或“局部脱钩”都是破坏经济发展和崛起的障碍，因此需要防范这种风险的存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规则建立，维护良好的区域与国际环境。

 

 

追赶型增长转向内生性增长，通过结构化改革激活市场主体创新，细化逆周期管理，解决内部发展中比较突出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老龄化社会危机、教育及医疗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命题。越在危机时刻，越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也是适应危机时代的最好方式，“强政府”体制与市场化改革的平衡，以及后危机时代政府职能的回归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结构化改革的关键是切入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方案为指南，细化微观经济管理措施，以区域好地方经济结构、产业类型、技术发展水平为遵循制定调控细则，以产业政策驱动地方经济发展，融合各地方经济的资源禀赋、区域特征、产业分布、行业门类，激活创新活力。重点“放管服”领域加快简政放权，将政府行政管理转化为职能服务，促进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企业，保护企业家精神，在高科技领域和先进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应培育和保护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力量，从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上给予倾斜，发挥其在要素资源配置、就业、市场机制创新和供应链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结构性改革更能达到渐进式改革的稳定效果，又能够精准施策，实现市场化改革的紧迫任务。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市场的角色和定位需要规范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以市场最优化配置为发展理念，切实增强各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包容性和内生性发展，避免行政“一刀切”和过度干预，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具体微观管理层面，从政府决策机制、参事咨询、政策评估等进行科学化运作，简政放权，以专业的视角审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坚持市场的良性循环，改变过去以地方政府意志、政绩考核为导向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发挥市场各要素价格的最优化，赋能市场创新。于中国而言，2020年将进入市场化改革的深水区，打破传统经济体制壁垒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在地方实践中落地既要顶层设计，更要有法律和制度保障。要素市场的改革加速，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路线图出炉，为供给侧改革提高了具体的方案，有助于强化市场的力量，激发市场主体创新与创业动力。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这是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转轨为消费内需型，以技术驱动创新发展步伐，有利于维持本土市场的独立性。在经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逆周期性管理更具有操作性，在货币政策、财税、市场开发等实施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减少经济的过度波动，而且中国的调控并未紧随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而是转为以“定向降准”推进普惠金融事业，促使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将财税政策作为调和剂，继续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提振投资、消费信心，发挥地方各级政府的能动性，释放改革红利。财税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性正在加强，在危机中的磨合和适应为未来的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经验。

 

 

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挑战和困难比以往更为尖锐，破解中国经济增长难题必须构建本土发展经济学。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所言，“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尽管表面上是贸易冲突，但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之间的冲突”。构建源自基于本土实践的发展经济学既是制度和道路自信的表现，更是形成中国本土经济思想、指导进一步改革发展实践的关键，从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出发，将逆周期性调节、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本土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和路径依赖，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1.做好应对全球衰退和“大萧条”的长期准备，包括经济、社会以及外交政策上的思想和行动准备，采取一切措施降低衰退预期剧增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冲击波。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在大流行病面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新冠肺炎疫情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原先乐观的经济学者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医学专家纷纷表现出更为悲观的一面。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全球经济的衰退周期已经开始形成，疫情防控造成的损失仍然难以预测，全球疫情风暴还在加速推进，这使得短期的经济损失评估、衰退模型显得“捉襟见肘”，非线性的秩序调整不仅表现在经济和贸易领域，而且将全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和国际社会的地缘政治冲突暴露了出来。未来，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世界秩序调整的核心，二者的互动、冲突与贸易摩擦必将对国际市场带来长期的困扰，传统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消逝”已不可逆转。学会适应冲突的环境和在不确定性中找到外交政策的平衡点，最终将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用国家能力在世界体系中立足。

 

2.从根源上解决危机的方式仍然是依靠经济发展，并在区域协同、城乡融合战略上扎实推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在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大背景下，亟待梳理的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以及疫情防控的举措并非“十全十美”，而是隐藏着巨大的矛盾，包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方向等，“强政府”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时的主要特征。在危急时刻，既需要政府职能发挥重要的公共卫生医疗救助、中小企业再贷款和担保作用，更需要政府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而疫情期一旦结束后，回归市场化改革的正常治理轨道，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是题中之义。从实践来看，政府与市场均具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强政府”的市场经济必然会削减市场的力量，缺乏平衡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平衡，贫富差距和发展问题始终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现代化治理体系需要约束政府的行为，更应在市场之外发挥政府的职能，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机制，而不是过去的“二元论”。

 

3.坚定不移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以市场为主导力量，通过政府的有效职能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来为市场化改革扫除障碍，推动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这是一个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化的时代，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路途上没有所谓的一帆风顺，而是不断在大浪淘沙的博弈中建立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看到了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政府的公信力和政府领导人的信任是非常核心的软要素，在不断的公众质疑和监督中得到锤炼，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则更倾向于提供公共服务和确保收入分配公平。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顶层设计和群众路线进行试点，探索创新适合经济社会民生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增长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有很多的结构性矛盾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更需要在市场化改革中找到突破口，尊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规律，坚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在大变局中寻求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