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诞生和发展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意义究竟何在

社会融资规模从全社会资金供需的角度反映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连接在一起。现代金融体系之下，全社会的融资总量或迟或早、或多或少总会体现在物价与经济增长（名义经济增长）上。这也是社会融资规模、信贷或货币供应量等金融指标作为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介目标或监测指标的主要原因，即与实体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相关性。相较于信贷，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了更加广泛、多元的融资渠道，实证经验表明2009年之后社会融资规模已取代信贷成为更有效的中介目标或监测指标。社会融资规模与M2分别来源于金融机构资产端与负债端，两者相互对照、互相补充。然而，社会融资规模对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往来做了扣除，纯粹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而M2既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存款，也包括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相较于M2更加直接。我们看到，2017年金融去杠杆时期，银行压缩了对非银的资金投放，造成M2增速从年初的10.7%下降2.6个百分点至年末的8.1%，但同期名义经济增速稳中有升，名义GDP累计增速从2016年的7.9%上升至2017年的10.9%；随着金融去杠杆进一步向实体去杠杆传导，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从2018年5月的11.6%下降至12月末的9.8%，名义GDP累计增速也从2018年第二季度末的10.2%略放缓至年末的9.7%。

社会融资规模不仅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还具有一定的领先性。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名义GDP增速保持一致。从数据来看，我们确实观察到了两者的一致性以及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对名义GDP增速的领先性。2003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当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24。若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领先一个季度则与名义GDP增速相关系数为0.34，领先两个季度时为0.39，领先三个季度时最高为0.41，领先四个季度时降至0.37。也就是说，观察当前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的趋势，有助于预判未来两至三个季度名义GDP增速情况。

此外，社会融资规模分项对实体经济分部门、分行业也具有一定的领先性。虽然都是向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融资主要反映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与节奏，对预判政府投资及其乘数效应具有领先性；企业中长期贷款、直接融资与实体企业的资本开支意愿有关，一般预示着制造业部门投资意愿的强弱；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则与地产销售增速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社会融资规模及分项对宏观调控政策也具有一定指示作用。数据经验显示，人民币贷款中的票据融资、表外融资分别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累计占比呈此消彼长的镜像关系，并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拐点有关。以货币政策为例，当央行开始降息或降准，即货币政策由稳健中性转向适度宽松时，票据融资的累计占比通常在零附近，短期内会快速上升，随之才是中长期贷款、表外融资占比提高；而当表外融资占比上升时，票据融资占比开始下降。当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向稳健回归时，表外融资占比往往已接近高点。相应地作为其镜像，票据融资占比也已回落至低点。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把社会融资规模的分项占比与货币政策周期相对应。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那一轮宏观经济周期及调控周期中，2008年10月央行降息、降准，当月票据融资占比仅为3.9%；2009年1月迅速上升至44.6%的高点，之后表外融资占比开始上升而票据融资占比开始下降。2010年1月表外融资占比达22.2%，同期票据占比降至-8.8%；2010年1月央行开始提高准备金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彼时表外融资占比已接近高点，2011年4月表外融资占比上升至29.5%高点后开始回落。在最近一轮宏观调控中，2018年4月央行开始降准，票据融资占比为-0.7%，之后逐渐攀升，2019年2月为13.6%，2019年7月仍在10.4%，表外融资占比为-4.5%。因此，通过观察社会融资规模及分项的增速、结构及趋势，有助于判断宏观经济周期及宏观调控政策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