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一项调查,选取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公司白领三个典型群体进行,有效调查人数分别为280人、213人和325人。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抽样调查表明,
高达55.4%的受访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自认“弱势”。
弱势心理似乎已成当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心态。
高校教师弱势心理的表现
传统的“弱势群体”一般是指那些依靠自身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不难看出,这一概念阐释关注的是社会个体生存的物质生活状况,而非整体的观察与考量。目前“弱势”的内涵已经突破传统的纯物质生活的范畴,不再与经济贫困画上等号,弱势心理也不再是贫困群体的“专利”。社会发展转型期贫富分化的加剧使得“弱势心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衍生和蔓延,高校教师也不例外。
无助感
教师A(副教授,男):“辛苦求学这么多年,博士后出站,出了很多成果,SCI的文章也不少,课题经费超过百万,全都符合学校规定的标准,但好多年了职称都没有解决。现在即使评上了都高兴不起来。有些当官的甚至都没上过课,不知道有什么成果,教授、博导全都到手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发展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让人看不到希望。”
教师B(讲师,女):“有时候真想换个工作,在学校工作收入低,学术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不是很理想,但自己的专业有局限,不是社会上的热门专业,又没有门路,因此只能在这耗着,很无奈。”
教师C(副教授,男):“我来自农村,博士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家里人都觉得很自豪,亲戚朋友都以为在北京工作收入高,老家人认为我是挣大钱的,甚至认为我一个月能抵上他们一年的收入,我只能苦笑。也希望能为家里人多作点贡献,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很苦恼,也很无助。说自己挣得少,人家也不会相信。说自己挣得多,那不是说瞎话吗?”
相对剥夺感
教师A:“与自己身边的朋友相比,觉得差距太大了。一位在设计院工作的朋友,年龄相近,人家是本科,我是博士,可是人家的收入是我的5倍以上。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亲戚,他的收入也是自己的2~3倍。身边的同学、朋友几乎都比自己收入高、待遇好。只有在和农民工、超市收银员等行业相比,才觉得自己比他们有优势。”
教师B:“在单位内,有些人各方面条件并不是多好,无论学历、成果还是能力,但就是得了不少好处。职称评定、绩效分配、出国进修、课题申报等方面,处处占优势。很难让人心理平衡。”
教师C:“选择工作时以为北京的环境好,各方面都会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事实不是这样。学校之间、院系之间的差别很大,更别说与社会上的高薪阶层相比了。在北京压力大,收入低,有时觉得还不如在地方上的高校好呢。”
不公平感
教师A:“我所有的课题都是自己靠实力从外面争取来的,而学校内部的一些课题基本上轮不到自己。学校的教育教学课题,重点项目绝大多数是给领导准备的,普通教师基本上不大可能申请到。”
教师B:“在实行岗位聘任和绩效工资改革之后,感觉身边不少教师的积极性并未调动起来。原因就在于有些人并未做出突出的业绩,岗位级别却高人一等;有人业绩突出,却不能在岗位聘任中体现出来。虽然普遍的工资收入都不高,但人们总是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教师的不公平感普遍比较强烈。”
教师C:“大学本应是一个很纯净的地方,但是现在也被污染了。学校内部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让人感觉很失望。有些很客观的指标,如教学工作量、科研成果,大家摆出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高低,但有些人无论做得怎样都能得到各种好处。现在只能自己想开些,别去奢求什么。”
高校教师弱势心理的原因
高校教师作为受过多年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拥有社会认可的光鲜职业,为何要“喊弱”“哭穷”?这种弱势心理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也折射出目前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诸多弊端,还有教师思维方式、价值观、人格等方面的问题。
(一)经济弱势导致的阶层认同偏低
许多研究都发现,影响教师满意度的最主要指标就是工资收入的问题。在以财富论英雄、整个社会弥漫着金钱至上的氛围的时代,在物价上涨、消费支出日益攀升的时代,经济地位的相对低下是让许多教师产生弱势心理的最重要原因。
刘金伟、张荆等人(2011)对北京地区18所高校1697名教师的调查表明,对薪酬评价“比较满意”和“满意”的人数只占13.9%,“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人数比例为49.8%,接近一半,评价为“一般”的人数为36.3%。
张华等对北京地区15所高校907名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的调查表明,74.6%的青年教师月收入为3001~5000元,46.1%人对目前收入“不太满意和不满意”,感到“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仅占12.7%。还有17.4%的青年教师收入不足3000元,且工作年限越短,对收入不满意所占的比例越高。
前面提及的对北京某高校182名教师(以教学科研岗位为主,占68.7%,行政管理岗位占31.3%)的调查表明,调查对象的个人年收入多集中于5.5万~8万元之间,占到74.7%,8万~13万元的占14.8%,5.5万元以下的比例为4.4%,13万~20万元的比例为1.1%,20万元以上的比例为5%。
该研究还表明,教师个人实际年收入位于5.5万~8万元的个体不认同自身为中产阶层的比例为60.3%,而较高收入水平的个体认同自身为中产阶层的比例较高。与低收入群体相比,个人实际年收入较高的个体更易认同自身的中产阶层地位。
(二)行政体制管控下的无助感
目前高校行政化管理倾向的问题十分突出,“大学的管理人员官员化,大学用行政的思维和手段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高校考核教师越来越像考核GDP:
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整个环节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学术自由和学术精神自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有句名言‘明辨之路是争论,而非顺从’。行政化使大学多了顺从的奴性,扼杀了大学的自由精神与创造性。” 不少教师在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感受到压力重重,而且会产生强烈的无助感。
石秀印、张荆对北京11所市属高校、7所部属院校的1647人(有效问卷)的问卷调查、座谈和深入访谈中发现,高校的行政化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即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于高等院校的行政化管理;二是微观层面,即高校内部行政部门对于高校教师的行政化管理。宏观管理依然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高校教师因此而收入、地位偏低;微观管理的行政性加强,高校教师的权力、地位、收入偏低;人事管理走向企业化,教师被置于高压力之下。
近年来,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一些学校也在尝试进行改革,但是成效甚微。沈翀在《半月谈》中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虽然一些高校实行了学术委员会制度,但所谓学术权力,在一些高校已经蜕变为被少数人垄断、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工具。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职称、项目和评奖,都成为学术霸权染指的对象。在某些高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已经蜕变为“学术大佬”的分赃机制:一个教师或者科研人员能否获得职称、项目和奖项,关键并不在于他学术水平如何,而在于他是否有某位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成员支持,是不是属于某一个圈子,或者是不是某个团体自身发展所需。而某些掌握着学术权力的“学术大佬”们,也热衷于通过这种方式培植自己的人,以维护自身和小团体利益。这个“学术江湖”中,同样充满了利益交换、博弈和对弱者的牺牲。
教师A:“大学教师表面上看很自由,但实际上压力很大。教学、科研、生活的压力都不小。尤其是科研方面,发文章、申请科研经费、评奖,把人搞得疲惫不堪。感觉自己被上了紧箍咒。许多考核指标与大学精神完全不符。学术成果的产出是有周期的,而目前要求老师们快马加鞭,过分追求量化的指标,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太急功近利了。咱又不是制定政策的人,能怎么样?”
教师B:“一些领导对于教师的生存状况漠不关心,主要精力用于为自己捞取政绩,用各种考评制度来给教师施压,甚至认为,不满意可以走人。听以前的退休老师讲,中午吃饭时经常可以看到老校长来食堂吃饭,一边吃一边与普通老师聊天,聊天中发现一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但现在想要跟领导见一面都很难。”
教师C:“感觉自己所在的学校官僚化作风十分严重,普通老师在学校没有任何地位,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现状,不满又有什么用,只能忍着。要想晋升职称,光靠个人努力是不行的。要有管事的人为你说话,要成为某个圈子里的人才行。有些提拔为领导的人,并不纯粹是靠业务能力,而是有背景。现在学校里提拔干部,很多人都觉得早就内定了,没靠山的想都别想。但有的高校就不是这样。北京有些学校的学术氛围还是很好的,很多老师并不是抢着去当官,很欣赏那样的环境。”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将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归因为不可控的外在因素时,就会产生无力感。当个体发现仅靠个人的勤奋和努力、靠自己的能力在欠公平、欠公正的环境下无能为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就会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弱势。
(三)贫富差距悬殊带来的相对剥夺感
教师弱势心理的产生首先源于对自身境遇的不满,尤其是对自身经济上的弱势地位的不满。面对当前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的联姻甚至转换,大学教师的文化资本显然处于弱势。
贫富差距悬殊不仅仅来自高校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比较,还来自不同高校以及高校内部院系之间、教师之间的相互比较。目前国内行业之间的差距悬殊,就连高校内部教师之间的差距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有些手中掌握资源的人成为开豪车、住别墅、周游世界的富翁,担心的不再是钱少的问题,而是如何去花钱的问题;而有些教师却迫于生活的压力过着蚁族一样的生活。
武汉大学尚重生教授认为,富教授多为一些垄断学科资源的“学霸”,一些由于各种关系积累了人脉资源的所谓“权威”,一些亦官亦学拥有行政与学术双重资源的“学官”,一些在外兼职或直接开公司的“老板”。另外,还有一些被媒体捧红的明星教授,以及各大学靠高薪酬挖来的教授。真正收入偏低的是大多数穷教师,他们得不到、项目、课题、奖金、政府津贴,等等。
(四)公平公正竞争机制欠缺导致的不公平感
普通一线教师除了在课堂上有一些自主权之外,对于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情缺乏知情权,更谈不上什么话语权。职称评定、课题申报、各种奖励以及研究基金的分配等方面,缺乏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缺乏公开透明的评审程序,而大量的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往往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即使遇到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教师提出个人异议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甚至会引来许多后顾之忧。在访谈中发现,一些教师常常说自己就是学校里的一名“普通”教师,所谓“普通”隐含着涉及各种利益或资源分配的事情上,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和话语权。所谓公平、民主已经成为梦想中的天方夜谭。
在面临子女入学、就业等问题上,不少普通教师会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既无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无可以利用的权力资源和人脉关系,在资源有限而又缺乏公平竞争的形势下,子女想要进入理想的学校谈何容易。访谈中一些普通高校的年青教师谈到,自己是北漂,家里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资源,孩子只能就近入学,虽然也希望能够上更好一点的学校,但迫于经济薄弱,托人无门,只好如此。而身边一些有钱人、掌握行政资源的人可以随意在孩子入托、小学升初中、考研、出国、子女就业等方面游刃有余。
教师弱势心理的后果
高校教师作为知识传承与发展的主流群体,其社会心态不仅会影响教师的个人发展和身心健康,而且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关系学生的成长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
(一)工作投入的降低
不公平感、被剥夺感、无助感的增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虽然绝大多数教师能够恪守教师的职责,在教学中兢兢业业,努力奉献,但弱势心理的存在的确会削弱一些教师的工作热情。有的教师认为前途无望,即使努力也不会有太多回报,因此工作中很难有满腔的热情,甚至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
学生的培养、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教师精心钻研,不断学习,与时俱进。而教师的消极心态会阻碍他们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投入。教师厌教、学生厌学,教与学的恶性循环,会严重制约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知识的创新,文化的发展,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需要高度的学术钻研精神,而弱势心态、被剥夺感、不公平感的存在,会让更多知识分子不愿潜心学问,所谓的学术研究也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
(二)消极心态的课堂传播
廉思的调查研究发现,高校青年教师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消极认知态度,会无形中在其教学过程中有所流露。一些青年老师将课堂或讲座变成自我价值宣言的场所,将自己的不满在课堂上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或牢骚满腹,或慷慨激昂地表达自己的价值主张。他们的调查发现,超过60%的受访者会在课堂上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超过40%的受访者会“告诉学生社会的阴暗面”。消极的认知态度结合独特的价值观输出方式,虽然对青年教师自身利益实现作用不大,但势必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
现实中我们也发现,学生对未来的职业选择、出国考研等个人发展问题上的态度不同程度会受到教师的影响。一些教师戏称自己是“学术民工”,公开劝说学生不要选择教师这样的职业,也不要选择继续考研或读博士。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学生乃至社会中又一次蔓延。教师的弱势心理,会在潜移默化中感染一批又一批学生,学生的价值观念、学习风气、个性修养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受到教师言行的影响。
(三)教师身心健康的受损
弱势心理的长期存在,伴随的是教师对职业满意度的评价偏低,幸福指数下降,消极情绪蔓延。不公平感、无助感、被剥夺感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愤懑、不满、无奈、绝望、郁闷、失落等负面情绪。研究表明,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与负面情绪有密切的关系。消极情绪持续时间过久,或表现强度过大,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
不少教师为了摆脱自己的经济弱势地位,为了完成学校制定的各种考核指标,不得不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压力的长期存在会对教师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亚健康、职业病、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在高校教师群体中较为普遍。
(四)大学精神难以续存
高校知识分子面临着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生活在拜金主义和权力至上、学术环境被行政权力左右的环境中,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消极认知,要让他们坚守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弘扬大学应有的宝贵精神,谈何容易。荣耀感的丧失、弱势心理的蔓延,会导致可能出现三类不同的群体: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功名利禄的俘虏,他们可谓识时务者,努力适应当下的环境,通过各种渠道去向官场靠拢,或依附于某些拥有资源的学霸,从而获得利益;一部分人则处于学校和学院的边缘地位,没有任何机会获得任何资源,顺其自然,得过且过;还有一部分人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或课外创收,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仅仅作为副业而已。
经济上的弱势、无奈的被剥夺感、强烈的不公平心态、无助与不满的情绪让高校知识分子很难担当起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精心钻研学问似乎已经落伍,而学术钻营、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捞取各种学术荣誉成为适应当下体制的“精英”的选择。“学为人师,行为士范”,教师群体中蔓延的各种消极情绪、功利主义的思想、急于求成的作风、浮躁不安的心态,已经让大学校园失去昔日的风采。“青年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对知识的敬畏感,放弃了学术人格,这可能对他们的成长、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对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本文摘自《社会建设蓝皮书:2014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