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效力于风险投资行业而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头衔的Ronald Cohen，做客哈佛商学院The Business节目，向公众介绍新时代的慈善事业——慈善2.0：社会效益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ing）。
19世纪，人们只考虑财务收益；20世纪，我们有了风险和收益这两个维度；21世纪，已经迎来第三个维度，那就是效益（impact）。所以未来就是风险、收益和效益。”
------Ronald Cohen
所谓效益，针对的是那些长期被私人投资忽略的领域，诸如预防传染性疾病，为发展中国家的女孩提供受教育机会，以及避免刑满释放的犯人再次走上犯罪道路等。
在Ronald看来，社会效益投资就是谋求社会目标和财务收益的双赢，通过连接这两项（社会和财务）回报，给了社会企业家一个进入资本市场的契机。这是一个思维模式的巨大转变，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属于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哪些迹象呢？即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效益是可测量的。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网站上列示了640个社会问题的政府投入，如对因家庭问题需要监护的一个儿童每年投入63,000英镑（100,000美元），而为将一个累犯再次收监每年的花费是22,000英镑（30,000美元）。如果好好计算一下这些数字，你会发现这将产生一个巨大的市场。
“对致力于防止罪犯在其被释放后的18个月内再次入狱（全世界的概率是2/3）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如果它的成本是政府投入的1/3，那么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机会，既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重新开始美好生活，又能为政府节约成本，还可以给具体执行的组织（通常是非营利性的）以及提供资金的投资人带来报酬。”Ronald如此解释。
事实上英国一家名为“社会金融（Social Finance）”的非营利组织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该公益组织2010年设计并发行了全球第一个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下简称SIB），Ronald正是“社会金融”的创始人。该SIB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
在传统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下，英国司法部会去购买某个社会组织的服务以减少犯人的再犯率。St. Giles Trust正是一家致力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公益组织。但与其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问题一样，St. Giles Trust只重过程，不重结果，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的投入产出效果难以预控。
而在社会效益债券的方式下，政府并不直接购买St. Giles Trust的服务，而是由“社会金融”这家公益机构，通过他们设计的SIB向17名私营部门的投资者募集资金。如果六年之内，重复犯罪率下降7.5％，那么这些投资者不但可以从政府收回本金，而且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犯罪率下降得越多，投资回报率也就会越高，高达13％。
该SIB的运行后的实际效果是，政府因为可以根据St. Giles Trust的实际服务效果来支付费用，因此降低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风险；由于存在相应的投资回报率，私营部门也获得了相应的经济价值；St. Giles Trust则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最关键的是，通过三大部门的协作，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初犯重返率，创造了社会价值1。
如今全世界已经有26种SIB，涵盖十几个社会问题，比如无家可归人口、青少年失业率、拉贾斯坦邦女孩辍学率等。芝加哥最近发行的1亿7千万美元SIB专门针对贫穷家庭的4岁儿童，为他们提供培训以保证他们能继续留在学校接受教育。“有些人可能说不是所有社会问题都像累犯那样好衡量，因为警察电脑中有相关信息。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可计算、可测量的，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能将之与财务收益相联系并为此筹集资本。” Ronald说道。
而且从投资多元化的角度来看，社会效益投资也是一个新机会。“试想如果你能从改善非洲人民识字水平，或是预防糖尿病这类投资中获得7%的回报，这样的投资是不受股票市场，甚至不受利率变动影响的。” Ronald认为，“SIB和发展效益债券（Development Impact Bond）2 就是所有人寻求的所谓绝对回报产品（Abosolute Return Instruments）。”
为了让社会影响力投资行之有效，必须要有适合的社会价值生态体系，该体系包含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面。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措施，如税收优惠和公开各项社会问题的财政支出；法律委员会也开始关注基金受托人的信托义务，即确保回报率在可接受范围内，其中既包含财务回报，也包含社会回报。
Ronald特别提到SIB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尽管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如发达国家，政府也可能不够有效，但是未来的趋势是越来越多非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开明政府开始将SIB的应用逐步拓展到合适的领域。现在已经有一些先例了，例如乌干达有专门针对昏睡症的SIB，莫桑比克的针对疟疾的SIB，以及卢旺达正在开展的针对学校教育程度的SIB或是DIB。
如今，社会效益投资，给了社会企业家实现他们理想的机会：不只是赚钱，更是让世界变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质疑其成功的可能，但Ronald认为“这就如同几个辍学者创办的公司超越了IBM，疯狂吗？不，一点也不。”
正如Larry Summers在2014年5月投资美国第一个社会效益债券后所说，“这是一个伟大交易的引爆点（This is ground zero of a big deal）。”
注释：
1. 社会影响力债券：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创新模式 陆奇斌 张强 WTO经济导刊 2013（7）
2. SIB和DIB的区别在于前者付费的是政府，后者的付费人可能是政府或基金，也可能是公司。
还有哪些你要知道的?
总投资500万英镑的全球首例SIB在英国取得了非常喜人的效果：在该计划下，HMP Peterborough监狱的再犯率下降了11%，而同时期英国全国的再犯率增长了10%（受托评估该计划实施效果的RAND研究所出具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英国在SIB计划的全国推广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德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在开展SIB计划。
根据2014年9月福布斯消息，美国国会正在商议一项社会影响力债券法案（Social Impact Bond Act），如果通过，美国联邦政府将投入30亿美元到SIB计划中。
美国第一个SIB投资一千万美元旨在降低纽约Riker’s Island地区的罪犯的再犯率，下图是该SIB的支付计划：
来源：高盛
SIB的运行机制如下：
来源：Jie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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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沃顿知识在线，2012年09月26日
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领导人准备放手一试，作为专注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型金融工具—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简称SIBs）仍面临着种种困难。
社会效益债券向外部投资者筹资，资助社会项目—例如减少无家可归人的数量—项目成功后，投资人可得到回报。尽管社会效益债券将在纽约和马萨诸塞州上市，但因各种原因，这款债券产品销售将会异常艰难。
找出适合社会效益债券的项目类型以及如何衡量此类社会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与直接投入社会服务相比，社会效益债券成本较高—例如，包括第三方评估项目成效的费用。
尽管困难重重，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凯斯·魏格特（Keith Weigelt）认为社会效益债券前景乐观。“如果社会投资持续增长，必须将其与业绩挂钩起来，”魏格特教授表示，并指出社会效益债券可能改变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方式。“非营利组织效率非常低，”他强调道。社会效益债券将给这个领域引入“市场机制”。
社会效益债券，又称“基于绩效给付的债券”（pay for success bonds）首次试水是在英国。2010年，非盈利咨询组织社会金融有限公司(Social Finance, Ltd.)和英国司法部签订了旨在减少英国剑桥郡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监狱重返率的社会效益债券协议。这里服短刑的人员，出狱后60%一年内会再次触犯法律。
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内的17家投资者，提供了500万英镑资金，赞助非营利性组织向服刑人员及其家庭提供相关服务，降低服刑人员重新犯罪行为及重返铁窗的几率。如果项目能将监狱重返率降低7.5%，投资者便可以收到回报。如果监狱重返率控制得更低的话，投资者可以根据业绩相应获得更高的收益—总收益最高可达13%。收益是政府因重复犯罪下降而节省下来的钱。
尽管现在就对彼得伯勒监狱计划的成效下定论还为时尚早，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已经决定跟进并尝试社会效益债券。马萨诸塞州正在研究通过社会效益债券，来解决年轻人的监狱重返率以及长期无家可归的问题。高盛集团在纽约市，斥资960万美元成立社会效益债券，来降低派克斯岛（Rikers Island）监狱年轻服刑人员重复犯罪率。
部分社会效益债券投资结构中，投资者本金存在风险—如果项目失败，投资者不但拿不到收益，还会损失掉他们投入项目中的本金—但是纽约市的社会效益债券却不同。如果该项目遭遇困难，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个人基金承诺偿付960万投资的大部分。
社会效益债券的支持者认为，无论债券结构怎样，高盛在纽约市交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驾驭这些项目以及成功运用债券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能力，让人瞩目，”在纽约市从事社区发展的金融机构非盈利金融基金（Nonprofit Finance Fund）的副总裁克里斯丁.吉安特丽丝（Kristin Giantris）说道。“我们不应该低估商业投资人进军美国第一笔此类交易的意义。可能带来跨越式的发展。”
针对社会项目的资本市场
社会效益债券市场尚处起步期，这一领域会有多大空间很难预测。可以明确的是，这类方案对于解决特定人群（服刑人员和无家可归者）的社会问题效果显著。麦肯锡咨询公司近期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潜力到行动：将社会效益债券带到美国来》（From Potential to Action: Bringing Social Impact Bonds to the US）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现有大约11万人长期无家可归者，美国政府每年在无家可归者方面花费60至70亿美元。在行为矫正方面，现有5万服刑年轻人属于非暴力违法者，160万服刑成年人患有精神疾病或存在药物滥用问题。社会效益债券资助的预防性项目可以解决这两类人面临的问题。
沃顿商学院法学和和商业伦理学教授谢乃何（Nien-he Hsieh）指出，社会效益债券的新意在于创造出一个资本市场来资助社会项目。谢教授指出，这个市场可以为“将社会项目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供宝贵的资金支持。另外，他强调道，“可能政府会另寻出路，因为市场带来的金融风险已经显现出来。”
政府领导人青睐社会效益债券的理由显而易见。一方面，州和地方政府的预算—众多社会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州税收走出经济衰退阴影举步维艰，根据尼尔森·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Nelson A.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统计，2012年第一季度州税收总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与2008年同期相比还下降了1.6%。2012年第一季度州税收总收入实际上也下降了不少，过去12个月中，州税收总收入下降了1.8%。
社会效益债券不但为社会项目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而且还给政府提供了确保社会项目投资收到实效的途径。“政府在那些无业绩证据的社会项目大把撒钱，却对有实际业绩的项目投资不足，”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金融咨询公司第三行业资本合伙公司（Third Sector Capital Partners）首席执行官乔治.欧威豪瑟（George Overholser）指出。“这会促使政府对开支重新评估，将用于那些无用项目的钱转投有实效的项目。”
这些基于绩效给付的债券还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效益投资的兴趣—例如，投资营造良好社会或周边环境的同时，还能产生回报。旧金山的希望咨询公司（Hope Consulting）2010年5月公布的富人调查报告显示，大约50%受访富人对效益投资感兴趣，大约能影响到120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社会效益投资方面还有更大的社会关注度，”沃顿商学院管理学魏格特教授表示。“如果社会投资持续增长，就必须将其与业绩挂钩。社会效益债券可以让社会投资者更多的参与其中。”
宾夕法尼亚大学高影响力慈善中心（Center for High Impact Philanthropy）的创办执行理事卡凯瑟琳娜·罗斯凯塔（Katherina Rosqueta）认为，社会效益债券是组织及个人要求对其投资及赞助更准确的衡量把握以及掌握项目执行情况大趋势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资讯丰富的年代，有更多接触正在执行以及什么可行等信息的途径，”罗斯凯塔指出。“经济环境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了解，有限的资金到底能得到何种的绩效。”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社会效益债券的长远发展。一则，并非所有社会项目都适用社会效益债券。魏格特指出，社会业绩债券适合那种能在几年内评估效果的项目。“起步阶段，最好关注那些能在短期内分析结果的项目，”魏格特建议道。“如果需要等10年才能看出来目标是否实现，那对于社会效益债券来说就不是个好项目。”
高端的社会效益债券项目稍有闪失，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成长。“为了保证社会效益债券能实现其潜力，最初的几个项目不能是‘一锤子买卖’，这样会影响到整个模式，必须是能为广阔市场打下坚实基础的优良项目，”波士顿非盈利组织社会金融公司（Social Finance, Inc.）助理瑞贝卡.列文塔尔（Rebecca Leventhal）指出。波士顿的社会金融公司（Social Finance, Inc.）与社会金融有限公司（Social Finance, Ltd）是姐妹组织。“经过一段时间，投资者会越来越接受这个投资工具，其他领域—例如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成果或成效不明显的领域—也会采用社会效益债券方式进行融资。”
除了上述挑战之外，社会效益债券还有附加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帮助政府策划债券的顾问以及分析项目是否达到业绩标准的独立评估师的费用。麦肯锡的报告强调这些附加费用意味着“社会效益债券作为大规模预防性项目的融资渠道，成本昂贵。如果常规办法办不到，或者社会效益债券能将政府、慈善机构或其他社会领域组织的工作目标统一起来，并让他们各尽其职，那么社会效益债券这些附加成本就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确定项目执行情况的标准也是一大问题。对于无家可归或服刑人员的项目来说，跟踪判定项目业绩完成情况相对较容易些。对于其他社会服务来说，衡量项目执行情况就有些云里雾里。
“你可以跟踪服刑人员，看他们会否再次入狱，” 高影响力慈善中心的罗斯凯塔说。“但是如果涉及到提升教师质量、减除饥饿或治疗精神疾患，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跟踪。成功到底是什么？即便对成功有一个大体的理解，但是明确判断项目是否成功仍然是无法操作。”沃顿商学院的谢教授强调，“将社会关怀的政策目标与债券的业绩衡量联系起来，会引发混淆的。”
谢教授还指出，对于此类债券，市场还需要进行某种水平上的标准化。“我们需要一套标准和数据，这样投资者就能比较不同债券间的收益了”，他说道。“但是，眼下却缺少这样做的标准方式。”由于当下此类债券都是针对特定政府以及当地问题的，建立起这种标准化方式恐怕要比预计的要慢。
无论前面还有多少挑战，社会效益债券的支持者们已经看到这一新工具的美好前景。他们还有急于解决问题的政府作为搭档。“我的电话响个不停，” 第三行业资本合伙公司（Third Sector Capital Partners）的欧威豪瑟表示。“金融危机促使这些政府官员尝试一些先前没有兴趣的新事物。”
（编辑：wenq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