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感受是我们要跟社会一起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用理想的未来的人去塑造的未来的理想社会。我们都会有个理想，这个社会总会变好一点。
可是造成未来社会的材料是当下，不是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有那样的毛病，好多问题是一起过来的，问题是怎么能够翻过去。
任何事情，曝猛料当然很重要，会引起这个社会的警觉，大案要案的披露会促进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但是最后还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能说完全换一些新的商业来构造未来的政商。
我们的政是从这个土壤发出来的，商也是在这个土壤出来的。在最糟糕的时候也有做的相对比较好的企业存活下来，当然可能一个原因是纪委没有找到他，还有可能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做的抉择更代表未来。其实未来是由这些因素构成的，不是由理想的未来人构成的。
第二，经济学有很多定义，其中有一个是关于选择的问题，你要学这门科学首先要相信是可以做选择的。
可是人们经常认为社会就是这样的，无从做选择。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到底能不能做选择，其实是经验，不是我们意想的构造未来的新兴产业。
经验证明就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在政商的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它是一个替代关系，你可以选，你可以更多地找一个人罩着你，给你开绿灯，也可以选宁愿吃一点亏来发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实际上每个瞬间都可以选择。这里面有替代关系，一个人你如果总靠别人制造的，他的本事就不大。如果从小有人护着你，有人罩着你，这样的人通常没什么大本事。什么样人有本事，就是不太受待见，别人容易得到的好处你不容易得到。
万科引起我注意是九几年的时候，我去朋友家，他新买的楼盘在上海机场，我问为什么要买这里，这么吵。他说服务好。有人说万科不会搞关系，这样就不会拿不到好地，他们会把坏的地做成好的楼盘。
有的就是没得到特别的关照，就逼着发展出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被市场承认以后倒过来政府会围着你做。这个经验应该推广到广大企业界的，永远有选择的机会，不要说没有选择。
另一方面，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说判断机会，你看这三十年的企业，最重要的是对危险的判断。
到底什么是危险，这个定义很模糊。可能某一个时期流行送钱什么的，但是这里含着一个危险，你要对自己国家长远的历史有一个认知。这个东西都是长不了的，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的资产，为什么国家很难赢得了你呢，财政基础太弱了。
多少年的农业文明，收税就很困难。又是大国，维持一个大国，它的官僚机构，底下能见老百姓的官报酬都很低。在一个地方做生意，拿利润付给他一小部分，就很容易腐败。但是你倒过去想想，国家会容忍吗？
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的条件。可能一时做不到，一时没条件，但总要做的。
这个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看这两天报道的有位老板很过瘾，叫一个省级干部两小时到，干部不敢两小时不到。他秀给朋友看，他不知道他在做多么危险的事情。
你花点钱干部就去，还有别人要叫他去呢，他是叫不过你，他出价没你高，问题是他有权力，他有国家机器，他有你没有的东西。我的观察是，优秀的商人不一定上过这个课，但是潜意识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无论什么干部，如果用额外的钱让他围着你转，这件事情非常危险，能不干就别干。因为你要理解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官员，官员的系统怎么运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危险的识别。
还有一条，喜欢搞权钱交易的企业，很难搞好企业管理。我去资源地区，企业讲权力在政府，不给你这块地，不给你这个矿怎么做生意。那就铺路，两千万现金，一个电话来就送到某一地点某辆车，最后差的时候连车牌号都没看清楚。
我说谁送的，是老板差手下的人干这个活。那这个人会怎么想你这个企业？你随便把两千万付给什么官员，企业内部所有关系都无法摆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人都认为毫无价值。你有一定规模就有驾驭团队的困难，团队风气不正，不是一些技术教的东西可以帮的。前提要有一个基本的准则要对。为什么任正非要带着他的团队每年宣誓，力出于口，利出于口。利从一个地方来，力就会从一个地方来。所以华为的高管是不能在任何其它地方兼职的，公司内的反腐败，现在领导17万人，跟国家反腐败差不多同样严重的事情，多少民营企业里的窟窿那么大，里面他们也受贿，为什么产品不合格，中间环节就不合格。
所以腐败这个事儿不单单是政商，处理不好政商就处理不好企业内部。哪怕开始得到一些资源，有一支队伍，这个队伍很难带，人心要不正，风气要不正，很难把队伍带好。
第三，道德。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你可以满足他最野兽方面的要求，你也可以满足他天使方面的要求，这是可以选的。
而且这两个选之间有一个替代关系，你越满足他的阳光那面，他拿的出手的那面，他遇到那些事情就来找你，你满足野兽的需求，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就会来找你。
大连一家企业农产品养鸡生蛋，薄熙来主政的时候他是典范，养鸡不是高利润的产业，当年为了大连的一个发展，一个扶贫，这个人捐了一两百万，当年是很大的钱。
市里感谢他，给你来块地，他不要，还养他的鸡，最后薄熙来出事儿了，他没出事儿。薄熙来那样的人，他又不是只有一面，他要贪的话他得有权，有权得有政绩，舆论上，面上的他有吻合之处，你满足他哪一面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整个社会风气不好，特别是权力没有关进笼子里，贪污已经成了普遍的风气，这时候做选择是很困难。包括报告里面有一条我同意，就是用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要在现在和长远之间做一个权衡，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关于底线，每一个企业要选你自己的底线，这条底跟社会流行之间，你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远远低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们的建议是略高于社会通行的那条线，太高也不行，太高做不到，曲高和寡，那到大学来做教授没问题，但是要做事儿不行。
跟流行线平，那你要对这个流行的线有一个判断。我们风气差的时候是低于平均线的，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话，说最危险的一句话是现在大家都这样了，事后证明这是最危险的。当时他也这么干，他也这么干，你也干，这就是概率问题，落到你头上了。
最后一点，企业走出去是说你要通过移动来免除政商关系的一些麻烦，就是打运动战。
通俗一点讲，就是古代那种孟母三迁的故事，为什么要搬家，同学太差，邻居不好，中国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离开地球，但是可以在你可及的范围内做选择，这样就带来一个题目，我们也要研究，就是怎么评估一个地方的风气。
我问过很多企业家，哪些城市去，哪些城市不去，很大的学问。一个企业往哪放，起来的时候往哪放，成长的时候往哪放，这是很重要的学问，放对了，一步一步就走顺。你要审时度势，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优，要选。
冯仑纽约的项目，投资决策是很厉害的，重新修建911被炸掉的中心，冯仑拿了三个楼层，意图建一个中国中心，为什么后来卖的不好呢？因为每次要缔约，中方的法律文件都迟到，都是我们该提供的文件提供不出来，所以一次一次把那个商业机会全部错过了。
赔了不少钱，现在还在天天赔。为什么错过了？他办手续，当年他从海南移到北方来的时候，他没有挑一个好的商业环境去注册他的公司，他挑了一个容易注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主要官员说你到纽约投资，开什么玩笑，哪是纽约啊，一个文件搞不出来，每次都是中方违约。
冯仑讲起这个事儿都是很心疼的。在我看来，你把你的公司在什么阶段，做什么生意是要放在一个恰当的地方去的。我80年代研究很多企业，村里的企业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老乡们吃就把你吃垮了，觉得咱们一起长大的，你今天发财了，前后左右都这么看你。
政商关系这个题目不是讨论中国怎么反腐，而是反腐当中我们怎么跟中国的企业家一起往前走。
我大体同意，未来长远看会好。但是补充一句，现在的民营企业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对于企业家来说，它不但是你的身家性命，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即便有反复，也要作出你自己的选择。
谢谢大家。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