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古老文明都以德性论为基础，且双方颇有共通之处。华夏的德性论成熟于西周，经过汉儒重新解释后，构成了两千年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西方的德性论成熟于罗马，在文艺复兴时代发扬光大。
德性通常包括三种意义，对应文明从草昧到全盛再到衰亡的三个阶段。第一种德性是指天人之间流动的神秘力量，可以通过巫术手段捕捉和利用。第二种德性是指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判断力和责任感，介于理性认知和默示经验之间。第三种德性是人类普世的伦理道德，像《功过格》一样可以计量和交换。在第一阶段，原始思维仍然处在浑朴未分的状态。在最后阶段，哲人王苍白乏味的教条已经割裂了士大夫和草根的神秘循环。只有第二阶段才是文明的巅峰，共同体通过德性展现自身。
最初，罗马人的德性产生于城邦、部族和家族的占卜。敬畏神明的古人深信：诸神的意志和命运的恩惠通过飞鸟和内脏展示神秘预兆。厚德君子就是诸神青睐、鸿运当头的贵人，一举一动洋溢着得天独厚的虔诚、勇敢和自信。所以厚德君子不一定是私生活伦理意义上的善人或公共生活意义上的爱国者，他更可能是尤利西斯或埃涅阿斯的类型。荷马笔下的英雄贪婪狡诈、残酷反复，但虔诚敬神。初民时代的德性观冷酷无情，他们的原则是：“不要说你的罪行是因为运气不好，因为运气不好就是你的罪行！”这种观念的残余一直延续到异教世界的灭亡。凯撒在高卢发表演讲，提醒他的士兵：他凯撒的命运之好，是有目共睹的。士兵们因此就消除了疑虑，死心塌地追随诸神的宠儿。
祭司为共同体料理德性，犹如审计员为银行照料存款。共同体的德性积累非常丰厚，个别的失德不会立刻造成邦国的灭亡。如果塔林顿或叙拉古最终灭亡，肯定是因为长期冒犯诸神，以致耗尽了德性银行的积累，此前诸神肯定已多次降下征兆。罗马和斯巴达根据这种理论，产生了监察官这样的角色，其任务就是整顿风俗，保证日常的德性积累，预防长期损害德性的风俗堕落。这种制度演化标志着文明的复杂程度越过了阈值，共同体本身构成了德性循环系统的中心。德性循环仍具有神秘性，但也具有经验性。贤人能够研究征兆，预见未来；勇士能够自我牺牲，保护城邦。库尔提乌斯和老布鲁图斯牺牲自己，救国救民，构成城邦的楷模，受到一代代青年的崇拜和模仿。他们自己选择的厄运不再是诸神厌恶的证据，而是公共祭祀的最神圣祭品。城邦的保护神珍爱这样的祭品，超过一切盛大的祭礼。这是城邦爱国主义的黄金时代，为后人提供了难以逾越的范例。
凯撒临终时，罗马人民正好处在巅峰的尾声。礼失求诸野，初民时代的迷信在下层民众中仍然有一定的势力。他们怀疑：凯撒的死亡已经破坏了他的幸运，反过来证明了诸神对弑君者集团的青睐。他们自发地喊道：让他（小布鲁图斯）做凯撒！小布鲁图斯如果善加利用，未必不能因利乘便、紫袍加身。然而，这位贤人决心把自己塑造成罗马德性的样板。他爱凯撒，超过爱任何人；然而凯撒背叛了共和国，他不得不杀凯撒。爱朋友还是爱祖国，这是罗马道德剧的永恒主题，在戏剧冲突中的地位不亚于中国的“忠孝不能两全”。小布鲁图斯知道自己的角色，所谓求仁得仁。
安东尼登上舞台，扮演末法时代的德性解构者。他的任务不仅是为凯撒复仇或个人投机那么简单，他要给罗马传统除魅。他对诸神和城邦的神秘性不屑一顾，直接将德性建立在纯粹理性和功利的基础上。小布鲁图斯是不是正人君子，不能由他说了算，不能由任何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说了算，只能由硬邦邦的事实说了算。凯撒对小布鲁图斯多么关怀，但大家看到了他是怎样报答恩惠。凯撒在遗嘱里也没有忘记在死后造福人民，要把真金白银分给大家！如果凯撒不是人民的朋友，你们到哪儿还能找到更好的朋友！罗马的新人类不用再考虑了，立刻将这些反动的共和派赶出城去，幸福地期待凯撒党人给你们带来凯撒许诺的面包与竞技。
这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末人。世界的灭亡不是悲剧，而是闹剧。德性的解构犹如太阳的熄灭，黑暗要在八分钟以后才会来临，解构者自己不一定相信或在乎为子孙留下怎样的命运。罗马的不肖子孙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将虚无缥缈的权利卖给了僭主的不肖子孙。不识时务的旧道德和旧虔诚在新新人类中灭亡。蛮族的暴风雨在腐朽的文明世界天际冉冉升起。他们像早年愚昧的罗马人一样，虔信神明，在共同体内相互信任。
文/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