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英：我们为何要付出关爱

《商业评论》作为每年参加AOM年会的唯一中国商业媒体，我们还记得，2012年8月5日，时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的徐淑英教授在大会上做的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经徐淑英教授和美国管理学会独家授权，我们将此篇演讲编辑整理后，发表在了2012年11月号《商业评论》上，虽然时隔三年，好文依然掷地有声。

今天是徐淑英教授的生日，自《商业评论》2002年9月创刊之日起，徐淑英教授一直担任本刊的编委和撰稿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将这篇激情洋溢、内容深刻的演讲向读者全文开放，以此向徐淑英教授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和祝福，同时也期望帮助更多的管理者和管理学者找到工作的意义和方向。

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人聚集在这儿，对于“同情心”（compassion）这个话题显示出兴趣。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关乎人类，关乎我们的管理学会，关乎悲伤和喜悦、绝望与希望，关乎我们的现在和未来。这当中包含着许多精彩的故事，只因为有你们参与其中。

我们的故事要从两年前说起。在两年前的蒙特利尔会议上，我有幸担任大会的议程主席，并为会议选择了“勇于关爱”作为主题——这个想法是有感于当时的全球时局而产生的。

当时，美国仍处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随后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困境中。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失业率翻了一番。政府忙于为各大银行和汽车公司纾困，甚至推出了一项国家救援计划。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不幸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未从中解脱。放眼全球，所有人都在受苦，不仅在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

回头看看自己，我们已经听到来自学会内外的很多批评，不少人对各家商学院也颇有微词。针对我们的管理研究工作脱离实践、社会相关性低（甚至本质上对社会有害）等问题，人们也存在一些议论。

考虑到这些问题，我觉得我需要少一些私心、多一些公心。我不能代表每一个人的意见，但就个人而言，我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我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我需要做的，就是“勇于关爱”。当然，以我个人之力，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因此，我建议把蒙特利尔会议的主题定为“勇于关爱”，以此作为一种挑战和邀约，号召大家都来付出更多关爱。

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向大家宣讲“勇于关爱”的话题，我深感谦卑。在撰写讲稿的过程中，我始终担心，自己的言辞会不会显得自以为是、傲慢自大，会不会在无形中假定所有的人都吝于关爱？我恳请大家理解，那绝不是我的意图。你们或许看得出，“勇于关爱”是我个人非常热衷的一个话题，仅此而已。

提起“关爱”这个词，我们就会联想到同情和帮助有困难的人或者处境不如自己的人。每个人付出关爱都有自己的理由：为了给孩子们提供健康的环境，为了让自己心情舒畅，为了把关爱不断传递下去⋯⋯

根据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针对这一主题所做的研究，我认识到，勇于关爱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是何等的关键。无论从社会还是从环境的角度，同情心都是通向可持续未来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接下来，请容许我与各位分享自己在“关爱”这个话题上的一些心得。首先，我想列举事实，谈谈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困苦情状；接下来分析人们同情心的日益增长（包括来自企业的慈善），并介绍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课题，阐释关爱所带来的积极结果和好处。随后，我将把目光转向学会自身，让我们扪心自问：“同情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付出关爱？”

1

最深重的贫穷是爱的匮乏

一听到“同情”这个词，我们就会联想到那些身处患难的人：饥饿的儿童、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有那些失去工作和生计的不幸的人。

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中的人，都是完全无辜地陷入此种境况。例如，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0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有2亿1,500万孩子每天去做童工，而不是去上学；每年都有350万儿童死于饥饿。

遭难的不仅仅是人类，还有地球本身。我们呼吸的空气遭受了污染。严重的干旱使田地一片荒芜，人和动物都找不到维持生命所必须的食物。全球变暖正在改变我们的海洋和气候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必将改变这个星球本身。凡有水的地方，就存在水质污染。今年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召开的第二届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发言人预测道，再过13年（即2025年），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用水再无安全可言。这当中恐怕会包含在座的一些人。可以看到，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地球环境的困厄直接影响着我们人类。正因如此，我们学会的前主席苏珊•杰克逊（Susan Jackson）在2009年时将“绿色管理至关重要”（Green Management Matters）定为年会主题，这体现了她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切关爱。

我们每天都会在电视、报刊和电脑屏幕上看到那么多身处患难的人。这些视觉影像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心灵。然而，这世界上还有许多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却同样深重的苦痛。

 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修女特雷莎嬷嬷（Mother Teresa）说过：

千百万人正忍受着孤独，饱尝失去亲人的痛苦，承受着抑郁、压力，既得不到雇主的尊重，也找不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

即使在我们学会的成员心中，也有很多痛苦。新会员们在这个大型会议场合难免产生不知所措的迷惘。青年学者们需要应对发表论文的压力，焦虑如何获得晋升和取得终身职位的资格，频遭杂志退稿。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学术追求的梦想，变成了一台无休无止的论文机器。这种无声的痛苦虽然在表面上看不出来，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中间。

我们为什么需要对这些痛苦给予关切？假如这些苦难没有打动你的心，你可能想要知道，它会让我们付出什么样真金白银的代价？

事实上，组织内的痛苦可以体现为工作压力、疏离感和抑郁感，这都会令组织和社会付出昂贵的代价。

近年来，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工作安全感的下降，人们的工作压力在不断增大。1984年，美国企业的工作压力成本为90亿美元；1999年是110亿美元。而今年，根据美国压力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Stress）的估计，这个数字将会惊人地暴涨，达到3,000亿美元，这背后的原因包括事故、缺勤、员工流失、生产力下降、直接医疗成本、法律和保险成本、员工补偿险等多种因素。

 相关研究表明，美国雇员群体中有40%～80%的人在工作中承受压力或极大压力。平均而言：

● 全美每日缺勤人数多达100万，其中大多数（60%）缺勤源自与压力相关的心理问题。

● 50%的美国员工存在职业倦怠的症状。

● 到医院看病的人当中，75%～90%的病情与压力有关。

然而，我今天演讲的目的并不是让大家郁闷。我向各位保证，这个故事有它光明的一面。

2

日益增长的关爱之心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在不断增长，许多人想要减轻别人的苦难和痛楚，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尽力为慈善事业做奉献。下面我要援引一些来自美国的数据，说明尽管经济不景气，但我们社会中的同情心确实在增长。

我们可以用慈善捐赠的数目，对社会同情心的水平加以量化。根据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事业中心发布的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2012年度报告，全美慈善捐助总额在过去40年间持续增长。2011年，该数字已接近3,000亿美元，人均捐款近1,000美元。放眼全球200个国家，其中160个国家的GDP总值甚至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捐赠越多，意味着用于慈善事业的钱就越多。因此，对同情心的另一种衡量方法，就是看有多少钱被用于慈善活动。理论上，这个指标应当随着捐赠总额的增长而水涨船高。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2012年的数据，美国的慈善支出在1985年～2009年这25年间确实一直在持续增长。更重要的是，作为衡量同情心水平的一个间接指标，慈善支出的增长比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快。

在美国，由于税制的原因，慈善捐款大部分来自个人。那么来自企业的慈善捐助情况又如何？毕竟，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理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应当把慈善这一块留给私人去做。然而，有趣的是，来自企业的慈善捐助数额也颇为可观。2011年，美国企业慈善捐助总额约为15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我要感谢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马奎斯（Chris Marquis）教授，他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他的数据，其中包括1980年～2006年《财富》1,000强排行榜上各家公司的慈善捐助情况。可以看到，在这27年里，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企业捐赠数额一直在稳步增长。由于这是一个出于专门目的而建的数据库，我一直无法取得最近五年的可比数据。幸运的是，企业慈善促进委员会（Committee Encouraging Corporate Philanthropy）自2001年以来每年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关于企业慈善捐赠的调查。2011年的调查是与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合作进行的。结果显示，2011年度企业捐赠数额已经恢复到了此轮经济衰退之前的水平。在总共214家公司组成的样本中，约一半公司的捐赠数额较之前一年甚至还增加了10%以上。

除了捐赠钱款之外，企业还通过社区参与或员工志愿服务项目来体现其慈善关爱。根据波士顿学院企业公民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财富》500强企业中，超过90%的公司都有员工志愿服务项目。比如，迪士尼在全球的员工2011年一共捐献了50万个小时，献身于教育、扫盲、健康医疗、儿童和家庭服务、社区修复、环境保护、帮助饥饿和无家可归者等活动。研究发现，就总体而言，企业志愿服务是“志愿活动领域内增长最快的方面之一”，无论在北美还是欧洲都是如此。

刚才我一直在关注总的统计数字。现在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看看一家公司的慈善计划。我选择了OfficeMax公司，这是一家主营办公和教学用品的公司。数年前，该公司的管理层得知，很多美国中小学教师经常自掏腰包为班级添置教学用具，以弥补学校的预算亏空，这笔钱平摊到每位老师头上有1,000美元之多。于是OfficeMax公司做出承诺，不再让老师们担负这项开支。

2007年，OfficeMax公司联合一家名为“认领一间教室（Adopt-A-Classroom）”的非营利机构，创办了“让这一天更美好”（A Day Made Better）活动。每年夏季，OfficeMax会在公司遍布全美的900家门店内设置专项募款箱，并将募集到的教学用品作为意外惊喜捐赠给当地学校。你们能想象收到礼物的老师们那一张张开心的笑脸吗？

自2007年以来，这项活动已经向大约4,500间教室捐赠了价值450多万美元的教学用品，并通过“认领一间教室”项目所募集的善款，帮助66,000多间教室获得了所需的资金。

当我读到此类数据或者见到这样的公司时，我总是问自己：“这些公司为什么甘愿捐出这么多善款，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水平呢？”

3

组织的四种类型

我们都曾在商学院课上讲授过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企业模型。弗里德曼的理论认为，企业是通过利润最大化来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任何偏离股东财富增值的活动，实质上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已长达30年之久，尽管存在一些怀疑的声音，但是一项元分析（meta-analysis）已经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认定企业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CSP）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概念来解释这种相关性：挣钱多的公司有财力开展大手笔的社会活动，反过来，这些社会活动又能帮助它们挣到更多的钱。当然，有些公司的社会活动可能完全出于营利动机，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它们毕竟在客观上帮助了一些人。

可是我仍然忍不住要追问：为什么有些公司愿意慷慨提供捐助，另外一些则不然？另外，如果企业社会绩效的确带来更好的财务绩效，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公司自愿参与社会福利计划呢？这一切难道只是因为某些公司的经理人更富于同情心，并且懂得“为善者诸事顺”的道理吗？事实上，“社会企业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这一概念的精髓就在于，将“为善”与“诸事顺”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所有数据似乎表明，许多公司，包括传统的弗里德曼型企业，都已开始认真看待慈善公益事业。

我们可以把组织分成四类：第一类就是经典的弗里德曼型企业，它们将经济目标作为主要关注点，同情心在经营中不发挥作用。不过，我刚才已经证实，许多公司已经偏离了弗里德曼的模型。对于它们来说，经济目标仍是主要关注点，但是同情心正在逐渐成为非常抢眼的第二关注点，这就是所谓的“关爱型商企”（Caring Business Firms），这是第二种类型的组织。第三类是同情心与经济目标并重的社会型企业（social enterprises）。最后一类是以慈善为导向的非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它们把同情心放在首位，经济目标居于次席，仅限于维持企业生存所需。（参见下图“四种类型的组织”）

 

据估计，全球范围内共有两三百万个第四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它们在各个地区发挥着巨大的正面作用，对抗贫困，争取社会公正，保护环境，力图减轻这个星球及其居民所遭受的痛苦，也就是我在演讲开头提到的那些苦难。顺便说一句，在后两种类型的组织当中，有许多居于金字塔的底部——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活跃的区域。正如大家所知，非正规经济正是本次波士顿年会的主题。

因此，诸位可以看出，同情心在大多数组织里都是有意义的。今后，传统的纯粹追求经济目标的弗里德曼型公司将会越来越少。有鉴于此，针对这四种类型组织的一些重要研究便应运而生，其中包括探索经济型企业中的慈善活动和慈善型企业的经济活动。

事实上，近年来一股全新的跨学科研究潮流已然蓬勃兴起，聚焦在同情和关爱的课题上。许多大学下属的研究所都潜心于“同情和关爱”这一课题，组织相关的研究和教学。这里有几个例子：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有一个“同情和利他主义研究与教学中心”（Center for Compassion and Altruism Research and Education），该中心借鉴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见解，秉承深思的传统，致力于相关的科学探索，从科学角度丰富我们对于人类头脑和心灵中一些更深潜的素质——如利他主义、善良和同情心的理解。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积极心理学中心”（Positive Psychology Center），主要研究个体身上的积极特质，如爱的能力、工作能力、勇气、坚韧、智慧、同情，以及机构的积极特质，如公正、责任、文明、领导力、目的性、宽容，等等。

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慷慨行为科学”（Science of Generosity Initiative）研究团队正在致力于相关研究项目，试图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慷慨待人，而另一些人却做不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有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其使命是：促进面向城市化时代的研究、教育和商业实践。我之所以在此介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并非因为我在那里任教，而是因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是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元老级人物之一。

奥斯特罗姆女士是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此殊荣是由于她在经济治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关于“公地”（commons）问题的研究。她研究的主题是，社会如何发展多元化的制度安排，作为非正式的治理手段，以确保森林资源、渔业资源、油田、牧场和灌溉系统等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避免生态系统的崩溃。她的工作当然是“富于同情心的经济学”的一个极佳范例。

就在两年前，2010年8月，一群走在可持续发展研究最前沿的教授和商学院的院长们从世界各地齐聚蒙特利尔，讨论“管理教育能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什么贡献”。这次会议创建了一个机构，名为“世界商学院促进可持续经营理事会”（World Business School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

与此同时，“全球责任领导力项目”组织（Glob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itiative），一个全球性的企业及商学院领导者联合会，正在致力于描绘一幅21世纪的商学院蓝图。此外，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的管理教育原则”组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也肩负着类似的使命。

今年早些时候，这三个组织联手打造了“50+20议程”，其宗旨就是要促进管理教育将着眼点转向公益方向。已经有越来越多提供管理教育的机构参与进来，大家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景：要把管理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best in the world）转变为“最有益于世界的”（best for the world）。为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大家意识到必须培养负责任的领导者。这个项目真正体现出了他们对人类子孙后代的关爱。

4

“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

在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的探索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在亚当•斯密眼里，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之父，因《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这部巨著而名满天下，然而，他的首部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年）却未享有这么高的知名度。此书的开篇第一句话，便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整部书的基调和主题：

“在人的天性中总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无论一个人在我们眼中是如何自私，他总是会对别人的命运感兴趣，会去关心别人的幸福；虽然他什么也得不到，只是为别人感到高兴。”

在后面的内容里，斯密又写道：

亚当•斯密在构想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概念时，他的头脑中是否想到了有道德的人？他所构想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何没有按照其应有的方式运行？为何会出现市场失灵？是不是只有当人们具备道德、遵循公平原则行事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正常运转？亚当•斯密有没有可能认为，市场是一个有德者的竞技场？以上种种，都涉及我们明年的会议主题——“追问资本主义”。盼望诸位在为明年的奥兰多会议预备论文时，对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相关问题予以深思。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令我好奇已久，那就是，同情是否为生存所必须？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认为同情对于生存起着什么作用？毕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是普遍适用的，无论对于自然界还是社会、动物还是人类——至少我本人向来是这样理解的，直到我最近发现，自己对达尔文的理解其实并不全面。

著名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达尔文富于同情心的人性观》（Darwin's Compassionate View of Human Nature，2010年）。他在这篇文章中，简要介绍了达尔文的一部最伟大、却鲜为人知的著作《人类的由来以及与性相关的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1871年）。

在这本书中，达尔文阐释了他称之为同情（或怜悯）的情感的起源，描述了人类与其他动物是如何为困境中的他者提供帮助的。达尔文写道，道德的至高境界是关注一切众生的福利，包括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灵。达尔文提出，同情心有利于自然选择，无论其产生于何处。这是否意味着，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最善良者实际上最适于生存？

今天，形形色色的心理和生理度量值以及神经影像学技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证明同情的情感不但能刺激人类大脑中的愉悦中枢，还能在生理上降低人体内压力标记物的水平，强化免疫功能。这意味着，富有同情心的人相对来说更快乐、更健康，并且有可能更长寿。

 5

学术研究的仁爱之心

至此，我已经引领大家放眼全球，纵览了社会和商业实践及其他领域中的重要善举，以及对同情心的研究现状。现在，请随我把视线拉回来，盘点一下我们管理学会内部的关爱。

诸位是否知道，我们美国管理学会实际上正是一个志愿服务的典范？在我们的会员当中，每年都有大约6,000人（占会员总数的20%以上）志愿为学会承担各种义务工作。他们有的在理事会中服务，有的担任委员会成员，负责审阅各种期刊、会议论文，或者参与期刊的编辑工作。

提到期刊，我想与诸位分享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本学会在同情心的研究方面又有新举措。《美国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杂志十月号将推出特别论坛，主题为“从组织视角看关爱与同情心”。编辑部收到的来稿接近百份，足见人们对此话题的兴趣有多么浓厚。这期杂志将刊登9篇与同情心相关的论文。很抱歉，我没有时间在这里一一介绍每篇文章的详情，但我鼓励大家自己去读一读。正如几位客座编辑在本期导言中指出的，这期杂志为相关研究开启了新的可能性，或将为拓展人类知识、塑造更美好的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近些年来，本学会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以国际会员的增加幅度最大。几年前，我们正式推出了会客室和新会员辅导计划。这个会客室为学会的新老成员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接触和交往的平台。新会员辅导计划也取得了极大成功。每年都有将近200对辅导和被辅导者在学会中结成对子。今年也不例外，新人们将在辅导老师的引领下，参与有11,000多人参加的大型学术会议，以及近2,000场研讨会。

我们学会的各个分支部门也同样在行动，有的部门致力于社区服务，有的部门为财力微薄的会员提供资助，使他们能够前来参会；还有的部门付出额外的努力，促进会员间随时随地的互动和参与。我想在此特别向诸位介绍一个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项目：我们MSR分支的一些成员正在南太平洋岛国汤加（Tonga）实施一项干预计划，在当地传授富有同情心的领导方式。研究人员报告说，这项干预计划在汤加国王推行民主的总体决策中发挥着促进作用，我相信该项目定能极大地造福于该社会中的人民！

再来说说我们的非洲项目，这是本学会的前主席詹姆斯•沃尔什（James Walsh）挂帅推行的。非洲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相应地，那里也亟需工商管理教育和研究。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已经为非洲的年轻学者们举办了两届研究方法讲习班，一次在加纳，一次在卢旺达。每届讲习班安排了为期6天的强化课程，讲授科学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非洲文化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在这两次活动中，总共有30名青年学者接受了培训，学员反响极佳。

 以下是一位学员的陈述，代表了全体参与者的心声。他说：“非洲教师培训讲习班在非洲大陆的土壤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我们向全体教员发誓，我们将灌溉它，确保它生长。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定会有所作为。”

 诸位或许都听说了学会将在2013年一月份召开的非洲会议。这将是本学会历史上一次突破性的大事件。自学会成立至今的76年来，我们还是头一次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地点召开大会。

 所有这些额外的活动，以及学会的日常运作，如果没有总部团队的支持，将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的总部团队共有23名成员，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善良而博大的心。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全天候地为我们所有人提供服务。此话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的确是夜以继日，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打折扣⋯⋯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我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亲身体验。他们实在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6付出关爱需要勇气

我想，诸位都会同意，我们拥有一个了不起的学会。然而，我们也难免遭遇挑战和痛苦。我把这些挑战划分为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我们的研究缺乏社会相关性。

其次，有人宣称商学院的所作所为弊大于利。

 第三，这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们生活境况堪忧。

 本学会的历届主席都曾在任内讲话中对上述方面深表关切。我们中的一些人还记得，唐纳德•汉姆布里克（Donald Hambrick）在1993年的那次讲话，题目是《假如我们的学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事情会是怎么样》（What If the Academy Actually Mattered?）此外，迈克尔•希特（Michael Hitt）和安迪•范德芬（Andy Van de Ven）在2001年、汤姆•卡明斯（Tom Cummings）在2006年，以及最近安杰洛•德尼西（Angelo DeNisi）在2010年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吁，我们应当“更好地把自身研究与周围的世界联系起来”。

 关于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我们曾经听到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苏曼特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以及其他许多人发出批评声音，指责商学院没有培养出符合要求的学生，也没有研究出正确的理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乔尔•波多利内（Joel Podolny）注意到了这种观点，他说：“有些人开始认为，商学院对社会造成了有害影响，塑成了其毕业生自私自利、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行为。”苏曼特拉•戈沙尔则悲叹道，商学院制造出的坏理论正在驱动企业里的好实践。他指的是代理理论，尤其是它对人性的不完全准确的前提假设。

那么，从事组织科学研究的学者们生活境况如何呢？2000年，时任学会主席戴维•惠滕（David Whetten）在其上任致辞中谈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并促请我们要相互关心、相互支持。2004年，董林雪英（Rosalie Tung）也曾讲过，要关注“教育的心脑平衡”，呼吁“相互尊重和钦佩”。肯•史密斯（Ken Smith）则在2007年号召我们，要以开放的头脑和慈悲心待人。仅仅两年前，詹姆斯•沃尔什曾经谈到，期刊排名和职称评定制度已经剥去了学术的神圣光环。关于时下年轻学者们糟糕的生活境遇，最令人不安的描述来自格利克（Glick）、米勒（Miller）和卡迪纳尔（Cardinal）这三位作者合写的一篇文章，涉及论文审阅流程的随机性。他们在文中指出：“鉴于随机性和失望已成为组织科学研究者生活中的核心内容，因此，人们理应在开始这一职业生涯之初，便对自己的退出策略做一评估。”换句话说，在刚开始管理学者的职业生涯时，就应该想好如何离开这一职业。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这些问题在我们的领域中根深蒂固，实际上，它们还是盘根错节、相互关联的。当我们的工作无足轻重时，旁人会理所当然地质疑我们存在的合法性。当我们对自身的价值判断只着眼于发表于特定期刊上的论文数，而不是看我们的研究对社会重要与否，那么我们所做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当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良好的自我感觉？当我们处在压力之下，我们如何才能对他人产生同情心？当诸位看到此处罗列的这些挑战，呈现在你们眼前的，确乎不是一个十分健康和快乐的职业。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南希•阿德勒（Nancy Adler）在她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将这个挑战摆在我们面前，她问道，即使我们最信赖的同事都认为进行有意义的研究不现实、不可能、愚蠢、不理性，甚至有碍职业发展时，我们是否依然有勇气坚持追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挑战已经阻碍我们致力于解决各种涉及组织管理或社会方面的严重问题。

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讲述我们当中的一位，如何将同情心融入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之中。他就是汉斯•汉森（Hans Hansen）。这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他的研究聚焦于死刑辩护团队，就是以保全客户性命为最高职责的那一群人。他是在做助理教授期间开始这项研究的，至今仍然深度参与其中。汉斯在研究中，把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人种方法探询（ethnomethodological inquiry）与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相结合，旨在同时提高对团队的学术认知、促进公义、拯救生命。他帮助这些辩护团队为被告的案情构建不同的陈述方法。在他的研究课题范围内，辩护律师们运用这种方式代理过35宗案子，胜诉34宗。在此之前，此类被告中超过90%的比例会被判处死刑。在他的研究过程中，汉斯拯救了34条生命！

事实上，汉斯起码在两个方面逆着我们领域的主流而行：一是他的研究方法比较冷僻，二是研究内容也超出常轨——研究的是如何帮助死刑辩护团队，而不是帮助企业赚钱，这种研究成果很难发表。从事这样的研究是需要勇气的。幸运的是，我知道学术界有不少这样的学者，有的很年轻，有的资历深厚，他们都在埋首于对社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也有不少人比我们期待的要胆小些，不敢放开手脚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研究。否则，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不会如此之多。

7 

学术的价值源于何处？

汉斯的研究方法，与“参与型学术”（Engaged Scholarship）这个理念完全相符，这个口号源自1990年由教育家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Boyer）倡导的一场重要的高等教育改革运动，号召高校教研人员对他们所研究的现象、人或问题抱有深切的尊重和同情，对涉及的其他人的观点做认真地参考，无论后者的身份是实际从业者、学生，还是其他领域的学者。利益相关各方的积极参与，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有可能指向更加博大、更人性化的目标。换言之，参与型学术呼吁我们多做有同情心的研究、少做冷漠的研究。博耶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演说中引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的一句话，他说：“学术的价值不能由其本身来证明，而是要看它如何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世界。”在这里，我要问的是：“我们的学术活动能否面对这一挑战，给出响亮的回答？”

研究同情心这么久，我越发理解和欣赏爱因斯坦下面这句话的深刻含意： 

诸位请看，如果没有同情心，我们的研究可能服务于错误的用途。或者，我们可能会有错误的研究目的，做一些对任何人都没有用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只不过是一张纸、一个PDF文件，或者我们个人简历中的某一行字而已。

有人或许会说，爱因斯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而今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不错，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里，但它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让我们再来看看，现任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前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主席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先生是怎么说的吧。2007年，他在该组织的年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我相信，每一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应当拿出自己职业生涯中10%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增进人类福祉、减少祸患的科技工作。我们面对的挑战，要求我们至少做到这么多。”

作为对这一呼吁的响应，2010年，英国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宣布了一项评估大学和研究机构研究质量的新框架。在新的评估方法下，学校研究表现的20%，将取决于教研活动总体上对职业、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程度。

因此，在科学领域里，同情心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说不定比过去的意义更大。

 8

管理学会的新愿景

我们的管理学会也面临一些挑战。但是，正如卸任的美国管理学会主席詹姆斯•沃尔什两年前所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不是一群斤斤计较在乎个人利益的自私学者。”

我对此深表赞同，我还要说，同情心是我们基因里固有的一种素质。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一定能够实现美国管理学会在两年前制定的新愿景中所描绘的崇高理想！这个愿景是：“我们通过自己在组织和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激发和促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我可以告诉大家，管理学会的理事会一直在为了我们所有人而努力工作。理事会深知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大家已经见到了一些新的措施，以后还会见到更多。

尽管我们的理事会非常棒，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只靠他们。成功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协同努力，包括我们这些已经鬓发斑白的老家伙——我自己也算在内。我号召本学会的全体成员与理事会站在一起，鼓起勇气寻求变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变革的先行者，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贡献。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当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大家同心合力，就有可能改变世界！我希望你们都来回应这份关于同情心的挑战。

我有四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用“YES”或“NO”来回答。我盼望你们大声喊出自己的答案，如果你很害羞，不愿意高喊，没关系，你可以对你周围的人悄声说出来，或者在心里默默回应也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大声回应，让大家都看到你的关切。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有没有勇气，

● 用我们的研究来激励经理人以富于同情心的方式去领导？

● 在教学中培养学生们正直端方的行为？

● 付出关爱，和我们的同事一起去奉献社会？

● 用心服务，让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管理学会变得更美好？

是的，我们有勇气。是的，我们能做到！我深信，只要付出更多的关爱，我们就能拥有一个伟大的学会。

在这里，资深的学者们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年轻教师创造更好的研究环境，使之能够发挥自身最大的潜力，充分成长。

在这里，年轻教师能够坚守自己的学术理想，并落实在实践中。

在这里，博士生可以听从内心的召唤，自由追寻自己真正的“天职”。

有了同情与关爱，我们能够激发和促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别忘了，富有同情心的人将更快乐、更健康，他们将会长命百岁！

最后，请各位与我共同聆听一首名为《被呼召》的歌曲，以此来结束这次演讲。

We Are CalledDavid Haas - Blest Are They-Best of David Haas Vol. 1

 歌曲：“被呼召”（“We Are Called”）

歌词作者：戴维· 哈斯（David Haas）

我们被呼召，行为正直，

我们被呼召，温柔地爱，

我们被呼召，要彼此服侍：

与上帝谦卑同行！

来吧，敞开你的心！

向所有恐惧者显出你的恩慈！

我们被呼召，成为绝望者的希望，

让一切仇恨和盲目雪融冰消！

 

我们被呼召，行为正直，

我们被呼召，温柔地爱，

我们被呼召，要彼此服侍：

与上帝谦卑同行！

（本演讲发表于美国管理学会2012年8月在波士顿召开的年会，并刊登于《美国管理学会评论》杂志2013年第4卷）

作者简介：徐淑英（Anne S. Tsui），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摩托罗拉国际管理教席教授，美国管理学会第67届主席，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创始主席。

原文《论有同情心的学术：我们为何要关爱——美国管理学会2012年会主席致辞》刊登在《商业评论》2012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