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院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熊伟表示，中国需要危机意识，但不大可能发生西方式的金融危机，现时中国经济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效率。此外，海外学者分析中国经济的模型或框架与中国现有的体系有较大偏差，导致对中国发展态势的误读。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评估中国经济整体的效率、风险，是个有挑战性的问题。目前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框架帮助理解中国问题。
近两年，防范金融风险屡被提及，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早些时候强调要防范出现“明斯基时刻”。西方学者也发出担忧中国的声音。
熊伟认为，需要有危机意识，但在中国发生西方式的金融危机可能性不大。“它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效率的问题，就是生产力、资源支配的效率等等。”
“海外对中国的担忧主要是基于中国两个问题：一个是债务杠杆率越来越高，还有一个是房价越来越高，如果从这两个方面看有点像美国2006年的状况，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美国很不一样，而且它的金融体系也很不一样，现象都是表面的。“熊伟说。
中国的债务首先基本是人民币债务，是内债而非外债，并且近年来增长的杠杆主要是国企与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借的贷款，这些都决定了债务即使是杠杆率偏高也不会出现债务危机。反观西方式的债务危机，很多时候是由于参与人不能解决他们之间的协同关系或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矛盾，因此才导致通过危机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在中国，政府在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不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熊伟表示，现时对于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效率问题，“是资源配置是不是有效，最终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率是不是可以持续，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认为，需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因素，同时让政府也更有效的发挥作用，二者如何有效结合又不产生矛盾值得思考和研究。“这种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中国特有的，尽管我以前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但是近年来我的研究重点是在中国经济，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方面。”
中国是不能把每个部分都分割开放大来看，那样的话问题总是很多的，但从整体来看有不少可取之处。就像经济学里面的second best次优理论，中国这个系统有很多的扭曲，系统设置里因为有太多的扭曲、有太多的限制，所以很多时候一种扭曲可以抵消另一种扭曲，反而会起到相互纠正的作用。
因此，中国经济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长，说明这套体系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有其合理性。
“这种环境下怎么评估它整体的效率、风险，是个有挑战性的问题。”熊伟指出，中国经济与海外的经济结构很不同，海外学者分析中国的模型或框架与中国现有的体系有较大偏差，不能基于现有的适应西方十分市场化国家的这种框架来看待中国。
“很多泡沫研究都是基于对西方十分市场化的市场基础上，但中国的市场行为很多时候和政府政策有十分密切的互动，所以在这个环境下怎么定义泡沫本身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我研究中国经济这几年发现不能完全顺着西方市场化的框架来考虑中国问题。”
熊伟坦言，目前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框架帮助理解中国问题。
“对海外的学者、投资人、政策制定者，其实他们也都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或者相对准确的理解中国的经济形势和经济风险或金融风险的框架。国内有些学者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的情况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但是还没有完全提炼出一个框架来。”
（编辑：周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