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开创者。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在现场风趣介绍：当年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就是萨金特先生写的，很多人抱怨：“我们既爱你也恨你，因为教材确实很tough（艰深）”。
托马斯·萨金特在演讲中回顾了美国金融业的历史经验与全球国际货币的演变过程，剖析了当今国际金融发展中的问题。他认为，从历史看，英镑之所以能实现“国际化”，不仅仅是英国政府的决策，还是整个商界一起决定的。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金融局势变化的结果。此外，仅就金融方面而言，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界限”在哪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强调，时至今日，如何平衡“自由化”与“风险管制”之间的关系，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以下为演讲内容（有删节），小标题为记者所加，未经演讲者审阅。
国际金融体系：如何划定边界
今天要说的内容，其实我自己也不见得完全理解。我想说的是金融的融合，对于宏观经济以及整合的程度，以及我们应该在哪些领域划分界限。
如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像美元、英镑、人民币，它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储备货币，后来发展成了国际的储备货币。
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和演化，经历了不同的货币币种，最终让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比如说，美国的货币经历了西班牙银元，后以英镑为主导，二战之后，美元成为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币种。美元之后，又会是哪些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又由谁来决定呢？它是由政府来决定，还是人民来决定？以及，这两个体系之间是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我们回顾一下，过去英镑是怎样成为国际化货币的。可以看到，它不仅是英国政府的决策，而且还是整个商界一起决定的。同时，也受军事行动和国际趋势变化的影响，包括军事和金融。
在金融方面，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界限划在哪里：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界限在哪里？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问题，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最聪明的那些人，事实上都觉得划这样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另一方面是经济原因。最聪明的经济学家，大家的想法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弗里德曼（注：米尔顿·弗里德曼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主义经济理论提出者）的思想就有一个改变。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首先，美国宪法对于印钱问题非常强势。宪法上说，政府不能够印钱，国会不可以发行法定货币，这相当于把国会的手绑了起来。美国那时所使用的货币不是美元，而是西班牙银元。但是后来美国改变了做法。现在美国是不能够使用银元或者金币的，而是要用纸币，宪法也得到了重新的解读。
其次，美国联邦政府应该对州政府进行紧急援助吗？和很多国家一样，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政府会根据自己的产能借贷。历史上，州政府的负债曾达到较高的水平，使其偿债能力受到损害。有很多的州政府无法偿付债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向联邦政府进行求助。当时的问题是，州政府是否应该得到中央政府的紧急援助？联邦政府曾有几次拒绝援救。
中央银行是一个产品管理者，问题是：是否应该有中央银行？
在美国，一些聪明人的想法在中央银行的问题上有过改变。同样的一批人，在一定的时期，有的支持中央银行，有的不支持。一直到194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美国建国历史一半的时间，是没有中央银行的，是由私有市场、政府来担任中央银行的角色。
中央政府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样的权限？这个问题是比较严肃的。中央银行必须要考虑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一点在美国、欧洲，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着非常严肃的争论和讨论。
中央银行，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管理者。中央银行会签发一些债务，也就是现金。并且在发行现金的能力上，中央银行是独裁的。中央银行通过这些现金来购买一些证券。美国都会买一些非常保守的证券。但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中央银行开始关注一些私有对冲基金。事实上，美联储是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购买者，美联储购买了非常多的按揭证券，也配置了非常多的长期债券，比其他的购买者都要多。所以说，中央银行的做法，也是一直在改变的。当然了，大家的想法也在改变。
问题是，应该在什么地方来划分这个界限？比如说现金和债券。为什么中央银行会在不同的时期改变其想法？欧美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决策者在不同的时期做出不同的决定，为什么？在我看来，背后的原因是历史的不稳定性。由于一些严重的问题，经济的不稳定性造成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改变。
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但在晚期也改变了想法，不再支持自由市场理论。
中央银行应该做什么工作，有两种主流理论，但是很难决定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做法。一个叫做货币数量理论。数量理论的一个很大的测试场就是中国。中国内战期间印钱数量非常多，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类似中国内战时期、德国一战之后的做法，如果政府印钱太多，或者是允许别人印钱太多，就会让货币的价值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学说很漂亮，而是因为它符合实际的一些基础现象和规律。
亚当·斯密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的想法是实质票据。有经济学家曾说，其实没有所谓的理论争论，我们争论的只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所以说，亚当·斯密的说法和货币数量理论的说法，其实是同样的问题。
亚当·斯密希望能够让经济开放，不仅在国际上，同时在国内可以降低垄断，提高经济的效率。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要取消地方保护法规。亚当·斯密希望国际货币不要进行这样的集成，他对此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之前有一些人希望不要有自由流通，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并且能够把金钱保留在国内，而不让它流出去。亚当·斯密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银行利率自由化，其实也可以让国际贸易自由化，他做了思想层面的工作。
真实票据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借条。这个借条应该是能够和黄金、白银去对等挂钩的。我开一个借款条给你，银行对出售借款条的人进行贴现。借款人会使用这样的票据去进行融资。亚当·斯密指出，如果操作方法恰当，价格水平应该能够和黄金价格水平挂钩，黄金会流出国家，这就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运行系统。因为整个国家会使用纸币，而不是真正的有价的贵金属。所以，亚当·斯密非常赞成狭义银行。
真正运行的经济理论框架从未变过
亚当·斯密指出，如果对贸易进行自由化改革，同时对银行进行自由化改革，就可以获得有效的经营方式。他崇尚自由银行理论，这和刚才说的货币数量理论是相对的。因为自由银行肯定会进行合适量货币的发行，这些货币的发行都可以和黄金、白银、贵金属进行挂钩。
我们后期提出的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产品等，这些尚待讨论。我们对亚当·斯密以及他的追随者指出，金融媒介应该持有哪类资产，以及他们可以发行哪类债务。换一种说法，在现金和贷款的市场上，我们应该在什么领域去划归一个良好的临界线。亚当·斯密是一个派别，当然还有其他派别。
这些理论虽然非常久远，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理论改变。在亚当·斯密时期，他们只是叫做银行票据或汇票，19世纪、20世纪叫做存款。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只是把这些名称换了非常多的花样，比如说债务不叫债务，也不叫银行票据，而叫各类的货币市场、对冲基金，以及一些信贷违约金融衍生品等，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同一个情况。同时发生改变的也不只是负债的名称，资产类型也在发生改变。
在18、19世纪，亚当·斯密称银行可以购买的恰当形式的资产，不叫政府贷款，而叫商业贷款，或者叫做一种所谓的短期债权凭证。20世纪，有了一些补充，这样的叫法就不再被使用。在21世纪，有一些新的名称，比如说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就是说资产的名称发生了改变，但是真正运行的经济理论框架仍然是没有变的。
有一本书叫《货币稳定性的目的》，作者在1960年的时候在书上说，“我在1948年写的理论，我现在不同意了。”在60年的这本书里说，我们都接受政府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那就是组织货币体系，一旦我们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利，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政府干预的范畴就会扩大，这对于自由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
他们也说，应该回到第三次全球经济评述会议。其中提及，对于美国、欧洲可以适用对未来的一个预测评述，包括增加监管力度，告知银行不可以有这么多的权利等。美国和欧洲的银行，通过监管政策去限制银行兑现和兑换的权利，并且由欧洲央行去承担部分的责任。这是近期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是要稳定还是要效率？这是一个永恒对抗的话题。
我们也了解到了这样的问题，亚当·斯密想要的理想体制是自由银行，他认为谁要去管理这个银行体系，谁就会违背市场规律。1960年弗里德曼的书中提到，他热爱市场但不同意应该由市场完全主导。所以弗里德曼和亚当·斯密在这个理论上是相反的。因此，他主张一个所谓的狭义银行论，应该留足准备金。这就是狭义银行的精髓。如果我们去读弗里德曼的书，他说即便我推荐了100%的银行准备金率，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应该去主张自由银行。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很难协调
这个问题是中央银行的依赖性和独立性。如果你在财政部或者是中央银行工作；或者你在中国，研究中国的经济历史，你就会知道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不然是故事，要不然就是一个传统。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就是为国家提供收入的，并且也可能提供这样的收入形式给到其他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该要互相协调发展，怎么协调考验中央银行的相关负责人。
弗里德曼讲的是，这像是两个运动员，必须让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发展。所以中央银行、财政部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目的，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使用不同的工具去做一个目的的事情。弗里德曼说，中央银行应该为货币购买100%的保障，也就是对他放出的所有贷款，要购买100%的保证金，这是他1948年的理论。随后，中国出现了内战时期的通货膨胀，这个政策是中国政府按照他的做法去推行的。
对于通货膨胀的最终成本或根本成本，就是发行的货币量带来的一个后果。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收收入来支持国库消费和花费。其实，产生的通货膨胀并不一定是中央银行，可能是财政部，这是一些不同部门的角逐，公众需要知道的是财政部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的。
像德国和中国所经历的这些通货膨胀都是一样的道理，在1970年弗里德曼就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在那个时候指出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根本就不应该采取。就是说，一定量的货币，比如说每年增长2%的总货币发行量，在中国根据经济增长速度我们会说7%，无论如何要这样做的话，财政部必须要去考虑平衡其预算。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进行很好的协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弗里德曼那时候说，中央银行应该非常的强势，基本上应该限制财政部的做法，并且强迫财政部去覆盖，或者是为他自己的花费买单。在之后，他的理论又相反了，他说：“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的责任就是控制好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一直在改变他的想法，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教训。其一，财政政策的改变。你要尊重别人的想法，也许过了10年之后，他的想法就会成为你的想法，虽然现在你的想法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你绝对是一个笨蛋，所以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弗里德曼先生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办法，让财政方面的政策能够很好的协调和平衡。这是在弗里德曼研究时候实际出现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正在出现的问题。
这是中国在1949年建国时的想法，中国要降低通货膨胀，当时也是通过弗里德曼的理论来进行调解的。弗里德曼也是通过对中国当时做法的一个观察来调整他们的想法。
在美国，其实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总统辩论的时候没有去讨论。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比他们现在辩论的那些主题更加重要。
弗里德曼还有一些别的说法，这是我在他去世之前的一次对话。在1980年代末，当时的政治保守派是希望能够对经济进行比较紧密的控制，也得到了很多业界支持，也就是所谓的政府人士的支持。在里根时代，这些情况遭到了很大的反对。美国人民应该想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一个思潮？比如说第二位布什总统说顺差、逆差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从当时轻市场的一个做法变成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思潮？不仅仅是美国，欧洲也有这样的想法，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事实上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这是具有两面性的。
政府是否应该有保证金？政府是否应该伸手援助？有一批人觉得是应该的，另外一批人觉得不应该，比如说里根，他就觉得不应该。
最后我想说，对美国和欧洲适用的理论，你要看一下它是否适合中国。
Walter Bagehot在1873年说，“如果现在的银行不是有效的，政府的救助不会让它变好，甚至可能更糟糕；所以，任何对于当前无法有效运行的银行的救助，它的唯一作用只是妨碍了建立一个未来有效银行的可能”。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编辑：熊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