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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三会”掀官员离职潮

一面是金融机构业绩爆发,另一面是金融反腐的深入推进,金融监管部门出现密集离职的热潮。

据统计,仅2015年前5个月,证监会就有7名局级干部离职,这样的级别和规模比较罕见。一大波“一行三会”官员离职潮越来越引发市场关注。
 
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新型金融业态方兴未艾,造成的金融监管层的人事变动还在持续。盘点近年来中国监管高层离职动向,发现“一行三会”离职官员分为三个走向:一是去往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是监管系统内部调动,如央行官员去往证监会,或去往互联网金融协会;三是转向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甚至互联网金融业等。
 
有去往金融机构的央行离职人士半开玩笑地表示,离职原因很简单,“为了养家糊口”。这无意中透露了监管机构收入低,内部缺少激励和约束机制,走向市场化机构成为金融精英的“无奈之举”。也有内部人士称,央行官员加入市场机构很正常,双向流动有助于央行官员理解市场,也有助于市场人士理解政策。
 
央行精英加速流动
 
随着8月伊始,姚余栋确认辞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职务,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央行高层集体“下海”的消息又添一桩。
 
央行高层大变动要从2014年末说起。当时,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士余卸任,履职农行董事长。2016年2月,刘士余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2014年末,金中夏辞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职务,任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执行董事。
 
2015年2月,胡晓炼辞去央行副行长一职,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央行行长助理金琦于年初卸任,担任丝路基金董事长;5月,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从央行离职,出任华瑞银行副行长。
 
2015年10月,1966 年出生的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卸任,担任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在中国黄金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关键时刻,此次人事变动,预计将推动上金所加快打造“上海金”品牌。
 
而2016年以来,央行前副行长、61岁的李东荣当选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首任会长。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随着国家级行业协会成立,李东荣正试图为乱象丛生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立“家规”。
 
包括姚余栋在内,央行今年多次开启了官员转“首席”模式,赴市场化机构任职。央行货政二司原处长、青年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3月,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18.770, 0.07, 0.37%)首席宏观研究员。
 
证监会人事调整未完
 
近日,证监会国际部主任祁斌离职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即“中投”)担任副总经理的消息,再次引发市场对证监会内部“人才流失”的关注。
 
祁斌的下一站是中国“主权基金”中投,而证监会机构部主任梁永生则是调往江苏证监局任职。业内消息显示,今年6月离开的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下一站可能是到大学任教,亦不是到金融机构“淘金”。
 
自2014年底以来,随着市场向好、金融机构业绩爆发,以及金融反腐的深入推进,金融监管部门出现一波密集离职的热潮。据本报记者统计,仅2015年前5个月,证监会就有7名局级干部离职,这样的级别和规模比较罕见。
 
2015年1月,证监会宣布免去江向阳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办公室(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职务,随后江向阳赴博时基金担任总经理一职。
 
2015年3月,证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原副主任王欧离职,去了中投公司的专项投资部。同时,证监会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韩燕也从原岗位离开。
 
到了2015年5月,证监会又有三名局级干部同时离开,他们分别是稽查局原局长欧阳健生、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原副主任徐浩、私募基金监管部原副主任杨文辉。
 
证监会的“离职潮”在2014年就已现端倪。2014年11月赴大成基金担任总经理的罗登攀,此前曾任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同赴大成基金的还有周健男,离职前在上市部任职。
 
有媒体统计发现,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可以看到,2015年下半年证监会人员离职相对较少。上述证监系统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是因为下半年证监会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处级以上干部离职之后,3年内不得在监管对象内部任职。
 
虽然无法证实该政策的出台是否为了限制人员离职,但客观上确实遏制了“离职潮”。
 
近期证监会内部人员离职更多的则是系统内的人事调整。今年4月,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出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副书记;今年5月,上证所理事长桂敏杰退休;6月,郑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张凡离任。有证监系统内部人士预计,这一轮人事大调整可能还没有结束。
 
银监官员“下海”:去往金融机构居多
 
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银监会系统共有6位官员“下海”,而这一轮银监会官员“下海”更多属意银行。
 
“监管官员下海一方面考虑薪酬问题,另外一方面则是个人的发展问题。”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如是评论,他表示,监管指派官员到机构的,则是考虑个人本身的综合素质,与机构的“契合度”多高。
 
2016年6月,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转战农行任董事长,这是2015年以来最高级别的银监官员从监管转向金融机构。
 
2015年6月,银监会原非银部主任李伏安正式出任渤海银行董事长,他从河南银监局去银监会非银部仅一年时间。
 
2016年7月,有媒体报道上海银监局副局长蒋明康加盟均瑶集团,均瑶集团则是民营银行温州民商银行的发起人,蒋是否任职温州民商银行目前并未有确切消息。
 
“民营银行走向常态化,需要更多的银行业高管人才,以后监管或者其他银行高管流动还会更加频繁。”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另外,互联网金融往往以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发展空间来挖人。
 
2015年4月,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出任陆金所副董事长、党委书记;不过不到一年,2016年3月,杨晓军却加盟了玖富集团出任总裁。
 
某大行人士分析称,监管官员“下海”可能会获得比在监管机构更多的薪酬和更多的空间,不过如果调整不好角色的转换,也会“水土不服”。
 
保监会:离职者走向创新化机构、职位
 
2011年以来,保监会就屡见“下海”例子,回顾此前,机构仍是重要选择之一。而近几年的趋势是,无论是机构和职位都紧跟保险行业的发展趋势,呈现向创新型机构和岗位转型的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已有10余名保监会官员“下海”。事实上这并非新鲜,例如早期的阳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维功曾任广东保监局局长、百年人寿董事长何勇生曾任大连保监局局长、中华联合保险董事长李迎春曾任安徽保监局局长、生命人寿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方力曾任人身险监管部副主任一职等等。
 
随着这两年资本密集投入保险业,新筹建的保险公司亦希望“抢夺”人才,对于保险高层人才的需求亦日益旺盛。近几年来,保监会官员入驻保险企业任高管已成潮流。从2011年初至今,包括闫波、丁昶、张宗韬、赵小鸣等在内共有10多名保监会官员先后下海,转投长安责任保险、华泰保险等保险机构任高管。
 
近日,曾“下海”华泰财险的张宗韬以华农保险拟任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了6月的一场车险讨论活动中,其职业履历覆盖监管层参与商车费改制度设计、财险公司实践等,职业轨迹也较为鲜明。
 
而地方保监局亦屡有“下海”案例,比如,江西保监局原局长张兴出任大众保险董事长,吉林保监局原局长刘德江挂帅都邦保险董事长等。

(编辑: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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