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世界经济运行的关键点和趋势

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从2007年以来开始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至今已有8年之久。其间间或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本来已经处于高位的政府债务水平，引发对政府债务可持续的担忧，导致发达经济体转而普遍采取财政整固措施，逐步降低政府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发达经济体当前主要依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增长和经济复苏。其扩张货币的手段除了将利率降低到零附近之外，还采取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甚至将名义利率降到零以下。

发达经济体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危机初期对于促进经济快速反弹和防止衰退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也对当前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率二次探底之后的复苏功不可没。但是，当短期的宏观刺激政策被连用7年并且还将继续使用下去的时候，其累积的问题将对政策效果及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产生不利影响。

需求管理政策并非总是有效的，对于供给冲击引起的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情形，需求管理政策要么制造更高的通胀，要么制造更大幅度的经济萎缩。当前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出现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但是，长时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新问题。其主要问题有：货币政策无法应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长期低利率，甚至负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严重损害了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长期投资者的收益，迫使他们转向高风险的投资。这不仅在长期会影响这些资本公司的稳定性，而且还会在短期内加大风险投资市场的波动性。其更大的矛盾体现在：极低利率对于刺激实体经济的效果远低于刺激资本市场的效果，从而使得在实体经济并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泡沫率先形成。2015年4月全球股票市值达到创纪录的76万亿美元，明显超过2007年64万亿美元的规模。2015年10月，美国建筑商协会的住房市场指数达到65，为10年来最高。如果不对泡沫进行管理，必将酿成一场新的金融危机，而如果迅速地抑制泡沫，又将担心其对尚未完全复苏的实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另外，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受到低利率的诱惑而大举借入美元债，从而为因货币错配引发危机埋下了伏笔。

美联储加息与否为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美联储货币政策有双重目标，实现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因此，失业率和通胀率是美联储是否在近期加息要考察的两个最关键的指标。

从劳动市场来看，美国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显示出相反的信号。2015年10月失业率已经低至5.0%。这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以来的最低点。危机之前一个经济周期内的平均失业率为5.2%。可见，从失业率来看，美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自然失业率水平，充分就业目标看似已经接近或者基本实现。加息的条件之一已经成熟。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者对劳动市场热情的劳动参与率指标并没有表现出回升的积极信号。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是民用劳动力（Civilian Labor Force）与自由居民(Civilian noninstitutional population)的人数之比。自由居民是指16岁以上的没有被关在监狱、精神病院或其他监禁设施内的非军事人员。自由居民可分为民用劳动力和非劳动力（not in Labor Force）两类。美国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由非劳动力的较快增加造成的。非劳动力包括退休人员、学生、照顾小孩和其他家庭成员者，以及其他没有工作且不寻找工作的人。民用劳动力分为就业者和失业者两类。失业者是指没有工作且在过去四周内寻找过工作的人。有一部分没有工作的人是由于长期找不着工作、对能够找到工作丧失信心而不愿意再找工作。这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如果有工作机会也愿意工作，但实际上没有工作。在统计上，他们不属于失业者。故这部分人的增加会导致实际失业增加但统计上的失业率下降。他们还因在过去四周内没有去找工作而被认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他们属于非劳动力，而不属于民用劳动力，故这部分人增加还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这部分人在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10年时大约有120万，到2015年10月，还有66.5万。总体来说，对找到工作失去信心的人呈下降趋势，但是没有达到危机以前2000~2006年平均38万左右的水平。这一数据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确实有所改善，但是市场信心没有完全恢复，充分就业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美联储实现物价稳定的具体目标是通胀率控制在2%以内。虽然扣除能源和食品的CPI价格指数在2015年10月已经同比增长1.9%，但是美联储已经开始转而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PCE）指数为监测对象。2015年美国的PCE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到第三季度，美国PCE同比增长仅0.3%，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个百分点。通胀率显著低于2%的PCE增长目标。这一状况表明，美国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仍然较大，加息造成通货紧缩的风险非常显著。

美联储加息的条件并没有完全成熟，但是美联储仍然可能加息。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三大后果：其一，美元升值虽然会增加欧洲和日本的出口有利于其经济复苏，但是由于导致资本向美国汇聚，从而会抵消欧日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其二，美元汇率如果出现大幅度震荡将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和资本大规模异动，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和部分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其三，加息遏制了美国的复苏势头，并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

债务积累过快对增长和金融稳定造成威胁

低利率和高负债是一个自我强化并最终会崩溃的组合。债务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否则债务人将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利率水平总体低落，借款成本降低，从而又加速债务累积。低利率还和资产价格上升并存，使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不那么捉襟见肘。这一方面提升了进一步负债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泡沫的形成和积累。然而，一旦利率、负债水平和资产价格组合中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或者加息，或者杠杠控制和流动性不足，或者资产价格下跌，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式的金融市场大崩溃。如资产价格下跌会迫使信贷紧缩，而信贷紧缩造成的流动性危机又会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并形成恶性循环。一些经济体目前已经出现低利率、低增长和高负债这一“有毒组合”不断积累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损害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效果，而且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威胁。防止债务进一步积累的趋势已经迫在眉睫。出现当前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08年后的大衰退与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即前者没有让坏账得到全面清理，没有让金融系统得到整顿，也缺乏使全面清理的政治应对成为可能的呼声。

一些风险因素或推动新兴市场经济进一步放缓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出现了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叠加的局面。结构性放缓是指潜在增长率偏离历史平均水平的变化（实际上是指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些长期因素在起作用；周期性放缓是指实际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是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些短期因素在起作用。

新兴经济体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轨道。当前仍然存在一些导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进一步结构性放缓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包括制度、基础设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等四个方面。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新兴经济体最近在缩小政府规模和鼓励私营部门发展方面已取得进展，但过度监管与监管不足，以及产权保护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仍然制约着经济长期增长。大多数增速较高的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着由于基础设施不足而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这些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通信和电力等。一些国家较高的劳动抚养比和较严重的性别失衡等不利的人口结构趋势也导致了很高的经济放缓风险。另外，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规模和速度的降低，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随之降低。能够促进技术和机制创新的改革不足，也将严重制约长期增长率。

新兴经济体中导致经济增长周期性放缓的因素主要是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过度抑制通胀引发经济衰退的风险，过度实行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引发金融不稳定造成经济低迷的风险等。特别是巴西和俄罗斯等国滞胀的存在，以及中国等国家正处于快速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这些因素显得尤其重要的。

区域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但其全球影响仍存争议

2015年10月12国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该协议将建立一个出口占全球23%、进口占全球28%的巨型自由贸易区。该协议的达成是区域贸易谈判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国际经贸规则设定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TPP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性的、高水平和高标准的区域一体化安排。当然，TPP协议的达成是美国主导的。美国战略意图是想通过全球非中性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由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与分工演进过程中，逐渐从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了以服务贸易为主，从以商品流动为主转向了以知识和资本等要素流动为主，因此，TPP在深化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等传统贸易规则之外，还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等方面制定了更高水平的一体化条款，同时，在国有企业、电子商务以及投资等面向21世纪的新条款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当然，对TPP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存在一些争议。第一，TPP不会在短时间内生效。TPP协议需要经过12个成员国中至少6个国家的议会批准，且批准协议国家的GDP之和要大于12国GDP的85%才能生效。美国一家的GDP大约占12国的60%，故关键在于美国国会是否批准该协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预计，按照美国国会的审议程序，美国国会最早审议TPP的时间是2016年2月，TPP最早生效时间是2017年。第二，TPP是各成员国利益交换与妥协的结果，比如某些产品规定了25~30年的降税过渡期。第三，TPP在进行贸易创造的同时，也将转移贸易，尤其是将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排除在外，很可能产生较大的贸易转移，从而在总体上降低TPP成员的福利。第四，现有的模型还难以计算出非边境措施带来的经济后果。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已见谷底

2015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包括：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需求减缓；美元走强，以美元计价的油价自然变低；能源市场结构转型，包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均在转型。在需求结构方面，各国对环保的重视导致各国采取更多地使用非化石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方法推动增长，这些均会降低石油需求的收入弹性，即1个单位的全球收入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降低。OECD国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负的能源需求收入弹性，即其收入增长不仅不带来原油需求增加，反而减少原油需求。在供给结构方面，伊朗重新进入国际石油市场，增大了石油供给。

上述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因素在2016年将继续发挥作用，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在低位徘徊。同时，由于价格过低将导致投资开采量减少，供给的自动调整会实现大宗商品价格的总体稳定和上升。另外，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主要产油国之间的博弈，也将使各国不会主动减产以提高价格。当然，也不排除金融市场不稳定和地缘政治变化引发的大宗商品剧烈波动。

总体来说，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会在低位徘徊后缓慢上升。

竞争性的汇率政策成为隐忧

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均面临潜在增长率下降和总需求不足并存的现象。潜在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劳动参与率下降、教育水平增长放慢、创新体制不健全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长期因素引起的，改善这些长期因素需要较长的时间，短时期内无法通过改善长期因素来提高经济增长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应对经济下行的首选。其中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作用也被重新认识。但是，由于财政政策的实施受到各国财政能力的制约，同时也受政府债务累积可能引发债务危机的制约，很大一部分国家或经济体转而采取比较严格的财政纪律，刺激经济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政策。然而，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的效果不明显，反而更容易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为此，寻求其他宏观经济管理工具来防止经济下滑和刺激经济将逐渐成为部分国家的政策选择。在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出口部门受到损失将成为一个较大的问题，改善出口部门的呼声也将逐渐放大。为了促进出口和总需求，货币贬值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备选工具。一国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很有可能引发以邻为壑的货币竞争，从而带来全球外汇市场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

内外经济政策高度政治化

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一旦经济问题被列入政治议程，而且解决方案被强大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力量所推动，则有助于超越相关部门或者集团利益，打破过去的制度僵局，形成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政治环境，使经济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中，内外政策高度政治化更多的是在阻碍经济改革，无法形成有效解决问题的经济政策。

国际经济政策历来具有政治化的特点。一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必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时会导致一国对外经济政策与外部世界高度对立，更多的时候是导致没有国家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当前国际经济政策政治化的危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能引起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竞争性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二是无法推动国际贸易多边谈判，无法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有效改革，难以形成有效地解决重债国债务问题以及全球债务水平高企问题的方案；三是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协定在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中形成新的壁垒。

国内经济政策也越来越具有政治化的倾向。任何政府均有追求高增长的驱动力，这是因为他们要兑现竞选中或者上任前的承诺；他们要促进更多的就业以维持社会和谐；他们要获得更多的税收资源以便解决额外的问题；他们还因恐惧通货紧缩而追求经济增长。但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受到较大的制约。在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对较高，但财政政策则容易受到各种利益的制约；长期的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如促进竞争、推动创新和制度变革等结构改革措施将使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而受到利益集团阻碍。面对各种制约，政治领导人或者无力推动政策出台，或者不愿推动政策出台。正如前卢森堡首相容克所说：“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不知道做了以后能否获得连任。”正是这些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倾向，在阻碍世界经济的强劲复苏和世界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

本文摘自《世界经济黄皮书：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作者：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