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业银行经营角度，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波动、金融结构变化以及银行自身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密切互动。同时，在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下，金融机构也要相应地进行转型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这对商业银行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以下为巴曙松教授在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第四期）上的致词和点评的文字实录，敬请阅读。
致词
尊敬的海闻院长，各位同事、同学、朋友：
非常欢迎大家参加第四期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这是这个系列讲座举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创立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海闻院长把金融作为北大汇丰商学院的重点学科，并致力促进北大汇丰商学院的金融教学和金融理论界、金融政策界、金融市场一线管理层的互动。从之前三次讲座的情况看，效果非常好。
这次讲座的报名情况也很好，因此，我们才选择在北大汇丰商学院里最大的报告厅来举行。我们在一次次的讲座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改进组织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把听“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座”打造成深圳金融界的一处人文风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邀请邵行长演讲之前，我先抛砖引玉，谈一谈为什么第四期讲座我们选择了一家正在快速转型中的银行的负责人来与我们分享如何从商业银行经营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金融的变革。
关于本期讲座“商业银行”的主题，我想就此谈三点思考：
第一，我们可以从商业银行的经营看到宏观经济的波动。
从实操层面说，我亲身经历了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多家银行从区域性小银行扩张到局部区域内，再扩张到全国、进而股改上市的过程。所以，我自己有切身的体会。当银行只有几百亿、一两千亿规模的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什么好事或者坏事时，首先会去判断这个与我们这家银行会有什么关系，并尽快向相关的业务部门部署相关工作。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当银行的规模过5000亿以后，我们再看新闻就会发现，几乎每个事件都与我们相关。所以，达到一定规模的银行通过资产、负债等业务已经渗透到了宏观经济波动的整个过程。不仅中国是这样，欧美国家也是这样。
有一次，在与纽约金融界交流时，大家提到的一件事，到现在还印象特别深刻。他们说，曾有一年的十月份，美联储发现清算、结算的业务量出现了大幅的下降。以前这种大幅的波动往往可能是因为金融体系出现了大问题。最后经过反复研究后他们找到了原因：中国从那一年开始，开始实施国庆节放长假的规定。直到现在，当时我所受到的震撼都还记忆犹新。其实，那时中美经济的直接往来并不多，但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金融业务往来，中国放长假的政策都能影响到美联储的业务清算量，这就是全球化的影响力。
同样，银行业务在不断扩张并覆盖到不同的行业、地区之后，我们通过银行在不同行业的业务覆盖变化，基本上就能看到宏观经济的脉动。我们之所以邀请这些银行决策者来与大家分享，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演讲内容里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蛛丝马迹，就像能够从一滴水中看到整个世界。
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银行的不良资产。从银行的不良资产在不同行业和区域演变的过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这一轮经济转型受到的挑战以及相应的应对路径。在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不良率上升最早、最快的银行大都位于长三角地区，如江苏、浙江等省份。这些全国性银行的不良率开始占到年度新增不良资产的70%到80%。这个现象反映了在这一轮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率先受到冲击的是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以及缺乏品牌效应的企业。随着经济的持续调整，这种冲击逐渐波及到中西部，并延伸到了融资渠道单一的小微企业。
第二，我们可以从商业银行的经营看到金融结构的变化。
提前学习了邵平行长的讲义，其中提到，最近几年银行界有一个说法：当银行业面临重重挑战时，对于真正的银行家来说，发挥他们专业水准的时期才真正开始了。过去银行的商业模式相对比较简单，不同银行的商业模式也较为趋同。首先是拉存款，有了存款之后，根据存债比、资产负债管理等指标，就能算出贷款额度。在利率管制下，往往是市场真实利率比银行官方的贷款利率高，所以贷款如何分配，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由于存贷利差较大，所以银行的盈利也是相当可观的。那时并不是真正的专业的银行家大有可为的时期，因为你对银行专业的了解程度的深浅所产生的差异其实并不大。而现在，对于真正的银行家来说，大有可为的时期开始了。利率、汇率、牌照管制在放松，新的竞争者在不断地进入。利率管制放开之后，大家都在讨论应该如何评价银行？以前，大家习惯了15%、20%、30%的利润增长。现在，我们反复讨论后认为，能够保持相比GDP增长速度再快一点的利润增长就应该算是好银行了。当然，平安银行的利润增长可能还保持在两位数。
现在，商业银行必须要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很多银行以前不熟悉的，不在银行业务范围内的新客户，比如，小型、微型的客户，轻资产、服务型、科技型的客户，我们应当怎么去管理他们的风险？满足他们的金融服务需要？银行近些年新涌现出来的产品比以前多了很多。银行在前些年基本上就是三类业务——存、贷、汇。那时，做业务的人在银行里是非常有自豪感的，认为自己是懂业务的。而现在，常有一些新成立的银行让我推荐高管，说缺一个副行长或部门的负责人。我问及用人要求，则说最好原来没有做过银行，因为如果陷入传统银行业的老一套思路，不去主动学习，很难了解很多新的产品。
第三，我们可以从商业银行的经营看到它本身的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密切互动。
很多商业模式其实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成熟的。上一期我们邀请了招商银行私人银行部的王总，请她讲解招行是如何成为私行业务的领军者的？王总在讲座中提到，招行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白领对于支付到账的要求比较高，运用网络比较熟练。所以，招行率先推出了“一卡通”服务，吸引、锁定了一部分都市的白领。渐渐的，这些白领提出了新的要求，倒逼招行推出了客户分层服务，进而有了“金葵花”。所以，我在参与讨论新银行牌照发放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我们不缺和其他银行一样的银行，我们需要的是有新的商业模式的银行。所以，拿到新批的银行牌照的银行要有新的商业模式。
银行具有资源分配的影响力。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银行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推进作用。比如，对于产能过剩、高杠杆的行业，金融业应如何推动并购与重组？现在，国内外都非常关注中国企业的高杠杆问题。经济增长在回落的同时杠杆率在上升，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体系可能把资源分配给了长期效率比较低的行业和部门，这才会出现杠杆率还在增加而增长速度却在下行的现象。当然，并不是说增长速度快，贷款投放多，杠杆率就一定上升。因为，如果投放产生的效益足够好，在高速增长的时期，杠杆率将可以保持在低位，甚至有所下降。所以，高杠杆与金融体系把宝贵的金融资源继续分配给低效率部门直接相关。
要促进经济转型，银行业自身必须要相应转型。比如，我们希望培育的新的增长动力往往是传统的商业银行所不熟悉的客户。从我自己的经验看，即使到现在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贷款必须要有抵押担保，因为一旦出现问题，至少还有抵押担保。但是，谁能够拿出资产来做抵押担保？恰恰就是那些有重资产的企业，而现在重资产的企业恰恰多数出现了产能过剩和高杠杆率的问题，而希望培育扶持的企业，往往是轻资产型，如服务业、高科技企业都是传统银行所不熟悉的领域。银行要求抵押担保，这些轻资产行业的企业却无法提供。不少银行曾给电影做过贷款，但连导演都不知道自己能抵押多少，他让银行来做评估，如果电影卖不出去，他就把拷贝的胶片作为抵押品，这个银行的风险就比较大。所以，银行必须要找到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找到新的识别企业信用和偿还能力的方法。
我在这里做个总结：
第一、我们可以从商业银行的经营看到宏观经济的波动。
第二、我们可以从商业银行的经营看到金融结构的变化。
第三、我们可以从商业银行的经营看到它本身的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密切互动。
我先抛砖引玉，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点评
刚才，邵平行长说银行的经营需要智慧，实际上，演讲也非常需要智慧。他刚才的演讲展现了一位资深银行家的专业判断和专业智慧，让我们对他两个小时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海闻教授创办的这个系列讲座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在今天这一期中都体现得比较充分：促进金融家和学校的交流；促进成金融家之间的交流；让高校和金融市场一线之间有更多的互动。
我在此做三方面的评论：
第一，从禅学的三个境界，对照商业银行的转型和演变，能得出很多有启发性的结论。
有一段时间流行过禅学。禅学大师把参禅的几个不同阶段做了一个描述：在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了参禅有悟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了参禅彻悟的时候，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我想用这个禅学的命题来对应到商业银行寻找新常态转型的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银行业经营模式，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银行有各自的业务模式。更早的时候，不同银行的分类都很清楚，农行、中行、工行以及建行等各司其职。
金融管制放开之后，现在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格局未定，模式未定，市场发展的大框架也在变化之中。回想刚才邵平行长所讲，他一会儿讲到“商行加投行”，一会儿讲起来像地产商的角度，一会儿又跟大家讲起了电影明星，这样也体现了银行家在新的商业环境下所做的积极思考，不断地把其他元素叠加到传统银行业的商业模式里。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不像是我们熟悉的银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时候呢？即是经历了迷茫期、分化期之后的洗牌期，差异化带来不同银行间定位和战略的分化，并逐步接受市场的检验。第三个阶段则很可能会慢慢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市场格局。但是，这个格局与我们熟悉的格局不一样。我曾经研究过利率市场化出现之后银行可能发生的变化。我发现北欧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原来在市场上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市场份额超过50%以上的大型国有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区域性银行，那些拥有稳健的经营模式、充足的资本金，娴熟地应用资本市场进行整合并购的银行，很可能脱颖而出成为第三个阶段的新的“山”和“水”。
在这个阶段，有很多新问题需要研究。我们今后会邀请金融家从不同的侧面来与大家交流。比如，即将在第六期讲座中跟大家分享的陈东博士，他原来在银河证券做研究总监，在人寿资管总部工作，后来被派到香港的人寿资管做CEO，现在到太平金融控股公司做CEO，你说他是什么职业？是买方投资经理？还是金融控股公司的高管？都像，但是又都不像。这可能就是金融洗牌时期的特点之一。这对金融家来说挑战很大，但是也能显现金融家的水平。
第二，中国的商业银行如何打破不良资产的怪圈？
如果听一个人讲金融，通篇没有一个数字，我大概就知道这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做金融需要拿数字说话的。邵平行长的讲义上有两个数字让我很受触动：第一个数字是在整个银行业快速扩张的时期，整体盈利1.74万亿。大家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数字比这个数字更大，上市的时候，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是2.6万亿。我知道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回来的比例很低，把剥离不良资产加回去，即使在利润快速增长的十年时间，也只是填补了剥离的2.6万亿的不良资产的一部分。假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做得很优秀，回收了9000亿，但对于庞大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而言，行政成本已很高，回收的这一部分，能够冲抵高昂的行政成本就已经不错了。
我刚才想起来一个词——不良资产怪圈，中国的银行业怎么样打破高盈利、高不良形成、高波动的怪圈？整个中国银行业从70年代仅1000多亿的资产规模扩张到了去年的200万亿，这是一个什么怪圈？随着每一轮经济以及政策的扩张和收缩，银行的资产规模呈现了非常清晰的规模扩张路径。顺周期时由于利差比较稳定，银行盈利大幅上升。经济总有要调整的时期，调整开始之后，这种增长也戛然而止。由于前期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大规模加杠杆，收缩时经济结构调整的风险，也就基本集中在了作为“主力军”的商业银行。所以，整个银行体系在经济扩张的时候，得到了扩张的好处，而在经济收缩的时候，商业银行基本上吸收和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
于是，到了最后的阶段，要处理这个问题就往往不得不靠政策来买单。我们有时候称其为“剥离”，有时候称为“注资”，有的时候又叫“最后的晚餐”。但是，这些名词的背后无非就是用公共资源来化解集中爆发的银行体系的风险，并如此不断循环。这个风险今后又该如何得到释放？往往是更大规模地扩张。过去的每一轮扩张之所以没有形成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化进程还在进展当中，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流动性，并最终形成了怪圈的循环。如果货币化接近尾声，再进行这样一个大扩张，这种条件就越来越不具备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而且银行体系资产规模大到200万亿之后，如果再像之前一样出现10%、20%的不良资产，那将是一个巨额的数字。第一次全国金融会议上，最开始会议只同意剥离1.39万亿，后来陆续剥离达到了2.6万亿。我记得非常清楚，1.39万亿剥离的时候，决策者说这是“最后一顿晚餐”，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循环是不是又不在我们眼前展现？
我不觉得现在银行风险有市场恐慌的那么大，因为通过债务置换之后，地方政府债务大量由中央财政承担，这一部分平台的贷款就会逐步化解，以不同的形式注入公共资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需要探讨整个银行不良资产从形成到消化的新趋势新特点。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货币化空间还有多大？第二，整个银行总资产规模上升之后，哪怕是很小比例的不良率，也可能不是政府的财政实力可以承担的。当总资产规模只有1876亿的时候，30%的不良率又如何？但是，当总资产规模到200万亿的时候，10%的不良率就非常巨大，就是20万亿的不良资产。
第三，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一个未富先老的老龄化人口结构？这是金融业应该从长计议的问题。
我想对邵平行长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展开谈一下。他有一张PPT，讨论经济运行中的新经济，环保、环保新能源等等，金融业应当怎样提供支持？邵平行长主要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去构建产业链和生态圈。但是从激励创新的角度来看，确实难以回避直接融资的发展。因为创新是随机的，如果要分担创新的风险，显然直接融资比间接融资的效率更高。所以不可避免地，如果需要推动经济创新，直接融资发展是难以回避的。如果国内直接融资受到限制，可能就必须要开放国外的市场。如果主板受到限制，新三板就要把门开得更大一点。所以，直接融资的发展将是未来经济转型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商业银行必须要面对的课题。用邵平行长刚才所讲，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商行加投行”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近期市场在谈香港估值低、恒生指数低的问题，总体上来看好像确实是这样。但是，进行一下行业分析后就会发现，结论未必如此。恒生指数低是因为在其指数构成中，一些国内认为正处于调整期的传统行业，如金融和房地产的权重是显著高于国内同样类型指数的。从各行业指数来看，一些被邵平行长列入新兴产业的估值相对都比较高，比如健康护理、IT行业等，不少新兴行业的公司的估值正处于历史高位。如果从激励新经济、调整旧经济的角度来说，香港市场依然有独到的专业定价能力。
刚才有人提问海外资产配置。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表现为已经在岗工作的劳动力人口出现净减少，人口迅速地老龄化。从国际经验看，即使现在允许生二胎也逆转不了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储蓄率的下降。所以，此时就是鼓励居民储蓄并进行全球化资产配置的关键的节点。否则，等到储蓄率最终降下来的时候，用什么资产来支撑大幅降低的储蓄率和大幅降低的投资回报率？刚才邵平行长演讲过程中，我想起了一组数据，1983年至2007年，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从1983年的2720亿美元，暴增了20倍，在2007年达到54025亿美元，海外经济规模相当于国内的1.58倍。我不认为日本是一个多么成功的典型案例，但是它的人口如此老龄化，媒体耸人听闻地说日本是迷失的10年，也有人说日本要迷失15年。但是，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在人口结构进入深度老年化之后，日本人的生活水准并没有大幅度地下降，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所以，当前应该是推动相对还比较高的居民储蓄进行多元化配置全球优质资产的时期。金融机构也要相应地进行全球化的布局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应当用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和资产配置结构来支撑一个未富先老的老龄化人口结构？这是金融业应该从长计议的问题。
以上是我做的三方面评论。谢谢各位！（完）
（编辑：熊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