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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研究的黄金时代:资产配置、行业选择与成长股研究的

当一批公认的策略分析方法失效,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市场迎来策略分析师的黄金时代:在社会经济乱象中,寻找主要矛盾,构建新的方法论体系,挖掘资本市场新机遇。


我的策略研究理念,便是寻找经济社会和市场的主要矛盾,然后再分析对应的问题。这一思路,也正是供给学派在1970年代后期给美国提出政策药方的基本思路。看似混乱,实际却是吸收了经济学历史上各流派的精华。当前,这个看似混乱的年代里,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欧美日在过去百年或曾经历过,先贤们或曾研究过,目前,在特定的外衣包装下,重现于中国经济社会中。


策略研究的黄金时代:资产配置、行业选择与成长股研究的新体系


一、策略研究到底是什么?不是策略研究已死,只是过去的方法已死。
有人说,策略分析师已死,属于策略的巅峰时代是周期理论和投资时钟,现在什么都没了。
也有人说,策略研究就是400点和5000点,响亮的口号加上大胆的推荐。
这些论调的背后,是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蔑视。也许,你会说,经济学本来就不是科学,投资学更不是科学。
在我博士毕业的那年,离开南京前夕,我去拜访长江学者刘志彪老师,谈起宏观经济学。我说:博士都毕业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宏观经济学。那一次的畅谈,让我深信一个道理:教材中的宏观经济学,是某个时代的聪明人,总结出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规律;而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应该是这些聪明人思考问题的方法。
方法,是没有学科边界的。我当初学习统计软件的时候,压根找不到合适的经济统计教材,迫不得已,买了一堆医学统计书籍。大家应该还记得,2000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授予了McFadden和Heckman,因为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和选择偏倚(Selection Bias),医学统计专家们应该熟悉吧?经济学的高深领域,也是流行病和生物统计的基本方法:简单说,类似估计人是否发病,如何发病,如何校正偏倚。同样方法,医学领域常见,在经济学是大奖,不是因为科学弄错了方向,而是科学更需要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重大突破。拿希克斯玻粒子来说,这一号称上帝粒子的东西的存在性,几十年前就被理论猜想到了,但直到实验中发现了,方才授予诺贝尔奖。诺奖,是奖励给解决实际问题对人类做贡献的科学家的。
宏观经济学也一样,都是在特定时代解决特定问题的。无论是产能周期理论、建筑业周期理论,还是康氏周期理论,抑或库存周期,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聪明人,观察那个时代的现象总结出来的规律,而不是先验性的预判。问题由此产生:过去的现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今后的社会背景会相似吗?如果社会背景有差异,那个现象的规律会有什么变化?事实证明,规律基本已经不适用了。这就是近年来海外大学的经济学系和商学院学生普遍抗议经济学教材不能解释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现象的原因。
同样的,基于这些宏观理论,产生了一些投资理论。比如:基于产能周期波动的变化,假定社会没有技术进步,产生了美林投资时钟这一曾被誉为经典的资产配置分析方法。很遗憾,美林在2004年写出这一报告之后,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配置”,在2008年轰然倒下。然而,这一报告却被业内誉为解释2004-2009年股市的最经典理论。
美林证券的这份报告,主要是基于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市场表现的统计规律。这个时代,正是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和生活领域的时代。2000年之后,计算机应用在发达国家饱和;2007年之后,全球计算机的应用饱和。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缺失,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失速。于是,康氏周期的观点在2008年之后盛行,技术周期一度甚嚣尘上。但到了2010年之后,大家惊呼,所有的周期都失灵了。更有甚者,认为宏观和策略研究已经不重要了。策略研究已死的判断就产生了。
实际上,不是策略研究已死,那个过去的那个方法已死。策略研究,需要新的指导思想。银河策略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自2011年以来孜孜不倦潜心于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本市场的研究。
策略研究,不应该是完全的拿来主义,看到了美林投资时钟很管用就拿过来用,不管用了就说策略研究死了;也不应该是机械的周期论调,看不到明显的产能更替就说没周期了,而应该发现经济中隐藏的其他周期类型;更不应该做静态的行业对比。从周期性产业的上下游进行对比,是不可能发现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成长股投资机会的。
二、资产配置:基于投资收益来源性质的配置
投资的收益有三个来源,一是基于利息,二是基于社会进步,三是价格波动。资产配置的考量,应从这三个维度出发。货币、高等级债券和公用事业股票等体现了较强的利息特征;科技、医药、消费、服务业等,体现了社会进步的特征;而商品价格、强周期产业、信用风险、重资产行业等,则体现为价格周期波动。
基于投资收益的来源,体现了其收益的风险特征。自2009年《劫后狂欢与牛市起点》之后,我们深刻认识到,基于利息的收益,是这段时期可靠的收益来源;基于价格周期波动的收益,十年内没有趋势性大行情;作为策略分析师,主要工作应侧重于寻找基于社会进步的收益。这就是我们在这几年集中精力寻找成长股和新主题投资的根本原因。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全球产业链中,不再甘于做美国的长工,科技自主迫在眉睫,但科技传统和产业工人的传统尚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国内市场中,高铁掀起了一场经济地理革命,中国的内部经济联合内需时代刚刚开启。体现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产业,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中最好的成长股。而军工,无疑承载了中国的强国梦、科技梦,这就是我们一年多以来强烈推荐军工的核心逻辑出发点。
资产配置,不是股票、债券、商品各配一些。如果2013年以来不配股票,就错过了成长股的行情;如果2013年以来多配股票,不小心配了周期股,同样失策。实际上,无论债券、股票、商品,抑或其他任何资产,从中获得收益的性质,无非利息、社会进步和周期波动,划分了这三类性质之后,投资者就非常明确自己的定位了。资产配置,是把相应的资金,交给最擅长获取那一类收益的团队。
科技、军工、医药、品牌消费,这些成长股,在风口上被吹了两年的“猪”,银河策略兢兢业业发掘其中的逻辑,两年来,执成长股之牛耳,“科技股看渗透率”、“消费品看品牌”、“医药在产品创新能力”,“国家安全第一”,等无不脍炙人口。我们的专业,值得您投第一,您的肯定,将让我们更加坚定。
三、资产配置的悖论: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是选择,而非配置
记得2年前,在一次路演中,一位朋友说: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做绝对收益;市场好的时候,我们要做相对收益。这是领导的要求。考核也是这么考核的。
我问她:那么,谁来告诉你,何时市场好?又何时市场不好呢?领导说市场好了,咱就都买股票;领导说市场不好了,咱就都买成债券。多简单啊。
我们都会意地笑了。实际上,传统的基于投资时钟的资产配置框架难以突破这个悖论。就像我们猜测大盘点位一样,猜测那个时间市场好坏是同样困难的。这也就意味着,做不做资产配置,实际上也是像选股一样的艰难选择。如果坚守债券,有可能错过股市机会,即便像A股这样大盘两年没涨,牛股也是很多啊。
把投资标的之类别做出股票、债券、商品、现金的划分,是基于产能周期的宏观思维的,是美林投资时钟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的背后,需要决策者明确的知道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但实际情况呢?美林自己也没有能够躲避2008年的浩劫。如果我们都能够准确判断宏观周期所处位置,投资将是多么简单?如果人人都能判断出周期位置,也能够准确给各类资产合适的定价,那么,资产类别更替的时候,谁做买家呢?
回顾一下投资大师们,比尔米勒也曾在2008年遭遇浩劫,巴菲特也并受到了影响。而彼得林奇很幸运,在金融危机之前退役了,不然,按照他的风格,一定同样难躲浩劫。索罗斯是一贯的做空高手,在2008年自然一展身手。再往前看, 1990年代的成功基金经理们,风格各异,无论哪种投资风格的人,都挣钱了,原因在于那个时代是一个长牛,消费、医药、科技、公用事业都有表现。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在做选择。选择最好的标的。在1990年代,无论债券之王,还是股票之王,成功的原因并非资产配置,而是在他们熟悉的资产里面找到了最好的品种。
我们一直以来相信一句话:各类资产的估值永远符合“均值回归”的定律。资产类别的可预测性是最高的:如果一个主要的资产类别有泡沫,该泡沫会破裂是一个近乎确定的事件。但这里的各类资产,并非单纯地用股票、债券、货币和商品来划分。而是更为细分地看各类资产。
比如,拿股票来说,笼统地说股票是熊市还是牛市,在很多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即便是熊市,也有大批涨的股票。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对股票进行分类,大致会有几大类呢?我们发现,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医药股,在长期中呈现出最为强势的阶梯式爬坡行情;而消费类股票,虽然不如医药那么强势,却也长期中的稳定品种;但科技股不一样,科技股多数是过山车行情,当某个科技品过时了,股价也就跌下去了。周期类股票和基础工业类股票,则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跟随宏观周期波动的特征。
基于对这几类股票的长期跟踪,我们发现,医药和消费,投资的关键是寻找正确的标的,而非择时;科技股,关键在于发现哪些科技品正处于上升趋势中,既要选择品种,也要选择买卖时点;周期类和基础工业股票,则要从宏观周期的角度来投资。
我们相信,我们的资金应该委托给最专业的人去管理。那么,我们的资金应该根据投资标的划分,分别委托在医药、消费、科技、工业和周期品等各类型中专业的团队。不同类型,投资逻辑是能力要求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股票投资有周期性波动的话,指的应该是基础工业和周期品,而与债券、商品、现金至今的配置,也应该指的是这类股票。
其实,不单是股票内部,债券内部也一样,判断基础利率走势和信用风险,寻找最佳投资标的,才是债券基金经历的正事。没有哪个债券基金经理会考虑追逐股票牛市的。同样,类似房地产、黄金的投资,也是基于对这些品种自身机会的衡量。
大类资产配置,传统的理解是股票配多少,债券配多少,另类资产配多少。在这几年里,笼统地这么讲已经不能体现出配置的优势。我们的问题转变成了:
(1)股票虽然指数不涨,但我们买哪些股票会涨?
(2)各类债券是否会有差异?
(3)房地产、黄金、商品、新三板等各类另类资产投资标的中,谁更好。
可见,大类资产配置,转变成了一个选择标的的行为。事实上,选择,一直都是投资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只是配置,在每一类资产中,都有可能选择了最差的品种。投资的绩效仍然很差。
那么,资产配置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风险承受能力和头寸的额度。
当资金十分庞大,那就不得不考虑债券这个大蓄水池。如果我们要在另类资产中进行投资,规模取决于可投资品种的蓄水能力,如果我们认为新三板机会最大,但相应品种很少,市场规模也不大,则并不能容纳多少资金,增加配置就是空谈。这有点像黄金,全球用于黄金投资的资金是有限的,因此可以认为黄金不可能成为大规模避险资金的长期避风港。
如果投资于股票,则要考虑选择不同的专业团队。投资医药和消费的,要专注选择公司;投资于科技股的,需要对科技品更迭非常敏感;投资周期品和基础工业的,则需要对宏观周期判断准确。头寸应该多大呢?该配多少呢?取决于资金规模、市场容量和操作能力。这也是当前各大保险公司股票配置较低的原因:成长股的整体市值仍然有限,容不下各大保险共同增加配置比例。
可见,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是选择好的品种,而非配置。
表1:传统配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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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基于投资收益来源性质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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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牛市来源于经济社会的新进步
改革无牛市,转型出牛股。在这个转型和创新带来结构性机会的大盘震荡市中,却有5000点的非理性呼声。当然,未来十年是否会有5000点不得而知,因为通货膨胀率也是决定指数的重要参数。但未来3年,一定是见不到这个5000点的。未来3年看不到的事情,现在去拍脑袋,有何意义?
从容投资有一篇文章,题为《没有质量,就没有牛市》,道出了牛市的本质。牛市,归根结底是股价的上涨,股价上涨,靠的不是规模,而是盈利的质量。2006年以来,中国股市总市值扩大非常快,中国的经济证券化率指标迅速上升,但靠的不是质量,是规模,是更多的公司上市,更多的资产重组。那些基于规模扩张的行为,最终并没有长期维持股价。
回顾百年证券史,牛市的脉络非常清晰。1890年代,蒸汽机改变了西方世界,带来了欧美现代股市的第一次大牛市;1920年代,内燃机、小汽车改变了欧美大陆,带来了第二次大牛市;1950-1060年代,半导体全面装备了西方家庭,迎来了第三次大牛市;1980-1990年代,计算机从工业领域到生活领域全面改造了世界,全球范围内迎来了新牛市。
为什么牛市在那些环境下产生?因为这些科技改造了社会大多数行业,让社会生产更有效率,有更高利润。为什么牛市会消失?因为如果技术进步动力一旦缺失,利率率就不再继续上升,甚至大多数行业利润率下滑。
可见,没有质量,就没有牛市。
5000点大行情的逻辑错误大致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1、无风险利率下行。
无风险利率下行并非牛市的充分条件,事实上,历史上各种衰退性利率下行的例子举不胜举。而特殊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和经济结构转型也决定了无风险利率的下行趋势。
2、中国经济规模大
有一个比例,中国是长工,美国是地主。长工给地主家耕地,耕得越多,地主家的收成也就越多。但如果有一天地主家的地都被耕玩了,长工就没有更多的活可以干了。中国生产的IPHONE越多,美国人也就挣的越多,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而数量增加的过程中,中国的利润恰恰是受压缩的。
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还是“长工”的地位。这个地位的转变,需要的时间,远远比过去30年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要长。
3、改革催生大牛市,党给的智慧给的胆?党只是想度过难关,不是要大繁荣!
改革的意义,我比谁都更加肯定。但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背景:旧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2008年以来经济的投资依赖度大幅上升,但基建投资的增长已经没有空间,房屋建设量也必然要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里面临失速风险。
改革了,能一定程度上挽救经济的失速,也能够保证经济在下滑之后能够平稳转型。只有当经济度过这场危机之后,才有新的机遇。
所以,改革只是给经济将要面临的劫难托了个底,而不是立即促进大繁荣,更不会立即催生大牛市。
五、我的策略研究理念:寻找经济社会和市场的主要矛盾
策略研究的这一基本理念,可以类比诺贝尔奖的实用主义。而我的职业选择,也正是在这一理念下逐步形成的。
正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事业的无限热爱,我选择了证券基金业。早在2000年的冬天,在北京,时任证券业协会秘书长的马庆泉老师对我说:“中国的资本市场,还要中国人自己来做。”确实,当时洋人给我们出了很多招,都水土不服。
后来,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毅然关闭了自己的房地产策划公司,放弃在大学中教书的机会,带着我的研究梦,南下广州。这一决定,源于长辈的一句话:“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了解中国经济,在校园里是不行的,必须到大型国企或证券基金业历练。”
2011年,我从最优秀的买方,转到卖方做策略研究。辞职的时候,对领导和同事深深不舍,也有好友的殷殷规劝:“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辛苦的卖方?”藏在我心里的,是我的研究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我的梦想,是中国宏观研究、策略研究,能够在国际投行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本土研究,能够在中国的决策层中发挥该有的声音。我梦想:中国的研究,能够成为产业的重要智囊,资本市场的智囊,中南海的智囊,有如高盛对美国政府经济和产业决策的影响。
2008年初:从房地产周期、产能周期和科技周期判断全球大衰退
2007年的市场情形很疯狂,什么股票都涨,不用研究,尤其是房地产公司的估值,远远脱离了其基本面的支撑,大大颠覆了我从事房地产实业多年的理念。然而,基于对过去百年来欧美经济发展史的理解,基于对各经济学流派的理解,我在2008年1月(春节前)慎重指出:由于庞大的产能,中国经济必然要经历一次衰退。从沃尔夫(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的大量文章来看,欧美也正在经历一场深重的危机,这场危机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能过剩;二是本国房地产过剩;三是没有技术进步导致没有东西可以继续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赚取额外收益了。
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在2008年春节期间强烈要求公司招聘宏观研究员的时候,竟然招不到。好像中国资本市场就没有买方宏观和买方策略。于是,我在2008年5月开始转行做宏观,撰写了2008年中期宏观策略报告,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深重影响做了全面展望,做出了全面撤退的投资判断。
此时,我们是美林投资时钟的忠实拥趸,因为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背景,与其描述的过热向衰退过渡的阶段很相似。
2008年11月:从金融压力测算寻找市场底部
从2008年10月起,我们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股市何时跌倒头?何时能买?此时,如果从科技周期和产能周期来看,可能找不到什么证据。我们在回顾历史上的每一个大危机之后,提出:“每一次危机之后,人类社会都是迎来了新的进步”。我们在2008年11月比较了历史上历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撰写了报告《金融压力、经济下滑与信用风险》,指出: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有5个季度,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至今也有1个季度的时间,研究员倾向于认为,从银行领域看这一危机,应该是从今年三季度美国中小银行经营困难开始计算,这一轮金融压力应该到2009年一季度结束。全球股市应在2009年初坚定加仓。
2009年3月:从库存周期判断大反弹
我们认为,当时各行业的出清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房地产业,我们认为,中国当时的住宅存量和年度竣工量仍未达到平衡水平,市场出清之后,加上政府刺激,一定会迎来一波大反弹。当时,我们的报告名称是:《短波周期向上,政策大干快上》,别名《在中波的底部看短波》。这时,我们选择了库存理论来预测市场在一次非正常出清之后的大反弹。
2009年7月:从百年历史比较判断股市处于长期震荡市
2009年7月,又是一个关键节点。3478之后,A股将向何处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库存周期和产能周期能解释的。加上中国发展的势头咄咄逼人,我认为有必要全面比较历史上大国的长周期,以及跟随型国家在长周期中的命运。为此,我们首先比较了1890年至2008年欧美历史上每一次科技周期结束之后的行情,同时分析了日本和亚洲其他跟随崛起国家的股市历史,撰写了一篇题为《劫后狂欢和牛市起点》的报告,指出:3478,只是2008大危机下的劫难之后的一次狂欢,人类度过劫难之后,总是会狂欢,因为还活着,貌似还好好地活着。但劫难的形成往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新时代的开始,往往需要很多年。
文章继续指出,“今后十年,上证都很难超越3500点”。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中的跟随型国家,牛市应该滞后于美国。从全球范围来看,没有新科技革命,就没有新牛市。所以,未来至少十年,中国没有超越2007年的牛市。
2012年11月:从人类心理极限看股市下跌的极限
人类对经济社会中坏的事情,一般经过2年时间的负反馈,会达到情绪上的极限。所以,股市跌2年,一般也会达到一个下跌幅度的极限。极限将来的形势更糟糕,也要反弹一下再跌。这一思考得到了心理学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外股市统计数据的支持:即便是在长期下跌的市场中,无抵抗下跌也没有超过26个月的。在2012年的那个冬天,想看多,有什么理由呢?无数理由都被拍死。银河策略独辟畦径,指出,已经跌了25个月了,该不该抄底?无数QFII看了这份报告抄底A股,赚到了2012年12月的大反弹。
2012年12月:从工作作风看党改革的决心
2012年12月4日,政治局关于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让我彻夜难眠。何其的熟悉,历史上,每一个整风,紧接着的就是一个全新的局面。这次对工作作风的整顿,必然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的开始。
12月5日上午,银河策略紧急召开电话会议,强烈看好改革,中午即发布策略报告《改革靠憧憬,转折在年关》,表述了自十八大以来看多市场的最强音。
2012-2014年:改革无牛市、转型出牛股
也就是这时,我们自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之后市场表现的分析框架体系,完全形成。我们将每一次危机之后的市场表现划分为四个阶段:泡沫破灭期、信心磨灭期、改革憧憬期、牛市起点。同时指出,除了泡沫破灭期,其他每个阶段中,经济转型的期待,新技术的发展,都时刻伴随着。尽管股市长期震荡,但好股票却是层出不穷。
改革无牛市,转型出牛股,从此成了银河策略的标签之一。
2010-2014年:从30年牛股更迭寻找A股新蓝筹
2010年是一个小股票乱窜的年份。一方面,基于对国内转型和刺激的期待,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在新业务的幌子下被市场猛追;另一方面,苹果产业链催化了国内代工厂商的繁荣。然而,对比欧美百年股市,牛市结束后的新成长泡沫也都很普遍。在对比纳斯达克超额收益率之后,我们在2010年四季度持续提示成长股的风险。同时,在漫长的2011-2012年低迷市场中,也认为仅有的机会可能也要从成长股中找。于是,试探性地写了一篇《大浪淘沙,寻找新蓝筹》。
我们分析了欧美市场在1970年代以来的所有大牛股,有个初步印象,我们认为,大牛股分布在三个领域:科技、消费、医药。商业和各类服务则要靠商业模式,难有一致的规律。尤其是在股市处于长期振荡期的时候,沿着这三个方向寻找成长股,必然获得客观的超额收益。
科技品看普及率(渗透率):科技品的普及率介于10%—35%之间时,是最佳投资阶段,科技股上演暴涨行情。2013年的那个夏天,创业板赚了没有?及至2014年,苹果产业链和安防产品都普及率过高了,银河解释了“低估值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普及率过高的宿命哦。
大众消费品看品牌和渠道:宝洁当初发明了一种在水里融入钙的技术,于是异想天开地做饮料去了。没想到消费者根本不买账。不得已把技术卖给了美汁源和可口可乐。对消费品来说,功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商家用多少广告来劝诱消费者,渠道商如何控制了消费者的购买渠道。当市场看空伊利的时候,银河出了一份看多的策略报告《大众消费品:品牌成长的故事》,指出:品牌之下的渠道,是消费品竞争的关键。只要伊利牢牢控制着渠道,别说奶制品的变迁,就算都改喝豆浆了,还是伊利。
医药的核心是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同样是品牌,对消费品来说,渠道是关键;对医药来说,渠道是伴生品,功能和品质是关键。康芝药业把小孩退烧药卖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医疗点,但这个渠道却不能植入任何其他医药销售。
同样的道理,各种中药保险品强调其功能,在渠道建设上举步维艰,很难实现市场的大一统。医药牛股强者恒强,对于医药股的投资,关键点在于跟随疾病谱的变化投资创新能力强的公司。
2013-2014年:利率下行不是牛市的充分条件:利率市场化的倒J曲线效应
当一个经济体需要资金搞建设的时候,就不能把资源配置在生活用品生产中。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描述的正是这一场景。在前苏联早期和中国早期,都采取凭票供应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进入市场化经济之后,如何引导居民的消费行为,从而引导社会资源配置?答案很简单:通过高利率让老百姓把钱存起来,就压制了其消费行为,就不必担心资源过去配置于生活品生产的部门了。
如果一个社会基础设施充分了,就不需要利率管制引导居民消费行为了。这时,存款利率将长期下行。但转折过程中,会有一个存款利率上升的混乱阶段。中长期看将促进金融创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银行经营方式的转型,特别是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的方向性变化必将引导利率下行。利率的走势呈现出倒J型变化,短期上升,长期下行。
无疑,利率下行,或者说无风险收益率下行,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衰落的表现,经济承受的压力不会小。
2012-2014年:高铁改变中国
怎么看高铁?这还用说?不要争论成本。从美国历史来看,运河时代、铁路时代、高速公路时代,在开建初期都是成本高昂不经济的,但都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辉煌。这就是经济地理革命。
还在2010年,海内外主要媒体都批判中国高铁是建筑浪费的时候,我们就指出:高铁,是一场经济地理革命——对内,真正实现了中国内部的一体化;对外,当高铁修遍欧亚,必然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
那些嚷嚷高铁票太贵没人乘坐的声调,早就被一票难求的现实抛弃了。那些认为高铁建设不经济的论调,也早就被经济地理革命下的大发展所征服。
综上可以看到,我的策略研究理念,便是寻找经济社会和市场的主要矛盾,然后再分析对应的问题。这一思路,也正是供给学派在1970年代后期给美国提出政策药方的基本思路。看似混乱,实际却是吸收了经济学历史上各流派的精华。因为这个混乱的年代里,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欧美日在过去百年或曾经历过,先贤们或曾研究过,目前,在特定的外衣包装下,重现于中国经济社会中。
产能周期和投资时钟分析的经济社会背景早就不复存在,甚至没有一套管用的一键通用的分析方法。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一个现象背后的主要矛盾,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套用某个分析框架。每一个经济现象背后,在过去100年里,欧美或曾经历过,经济学先贤们或曾研究过。但如果我们不能准确抽象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恐怕就难以找到适用的分析方法。
从卖方研究的角度来看,深度的思考,方值得信任;而客户的信任,将让我们更加坚定我们的研究梦,我们的中国梦,更加执着于经济社会变迁下的资产配置、行业选择与成长股研究的新体系构建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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