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天，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同意加入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他的朋友曾建议他不要把自己的未来交给索罗斯，德鲁肯米勒也以为他们的关系会在一年左右破裂。索罗斯提出了诱人的条件，他说德鲁肯米勒是一个天才，将来有一天会继承他的基金。但是，以前的记录表明索罗斯难以交出真正的权力，德鲁肯米勒不知道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索罗斯的承诺。他开始新的工作的前一天，德鲁肯米勒到索罗斯在南安普敦的周末住所去拜访他。在房前的草坪上，他遇到索罗斯的儿子罗伯特。他对德鲁肯米勒说：“恭喜你，你是我父亲的第九个正式接任者。”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的风格完全对立。如果说索罗斯的业余爱好是写哲学书，那么德鲁肯米勒的爱好就是在三河体育馆观看匹兹堡钢人队的橄榄球比赛。但作为投资者，这两人是绝配。和索罗斯一样，德鲁肯米勒有选股背景，而且他并不真正痴迷投资，这点也和索罗斯一样。
德鲁肯米勒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匹兹堡国家银行做权益类分析师，但很快的晋升使他没能掌握大多数股票分析专家信手拈来的分析工具。他在 25岁时就晋升到研究主任的位置，从来没有在同一个领域内花足够长的时间来培养其分析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特殊技能。
①但是，他的长处在于结合不同的学科。在对股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他又增加了在货币和利率方面的知识——这是他在确定象牙塔不是他的所爱之前所选的经济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
①德鲁肯米勒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充分了解基础分析的技巧，没有上过商学院，没有注册金融分析师资格。由于必须要用，也因为受到我的第一个老板、我的导师的影响，我采用了技术分析法，不得不非常依赖图表。如果没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我很难真正得到满意的结果。”——作者注
正如一位钦佩他的同事所说，德鲁肯米勒比经济学家更了解股市，同时他又比选股的人更懂得经济，这是一个有利的组合。通过跟踪股票和与公司管理人员的交谈，德鲁肯米勒能提前了解到经济趋势，让他对债券和货币市场有个看法；通过跟踪经济，他能预先知道股市的形势——如果货币贬值，出口类股票将是一个买点，如果利率上升，就是做空房地产开发商的时候了。
在对公司和经济认识的基础上，德鲁肯米勒增加了第三个技能：技术分析。他在匹兹堡的第一位老板对图表很有研究，虽然大多数的选股者不屑于这种识别模式，认为它是一种巫术，但德鲁肯米勒很快就发现它是有用的。进行基本分析得知股票或债券的价值被高估了是一回事，知道什么时候市场会回归正常是另外一回事，而图表则能暗示答案。技术分析教会了德鲁肯米勒要警惕市场的波动，使他拥有像保罗·都铎·琼斯一样的交易灵活性和像朱利安·罗伯逊一样的选股实力。他经受住了 1987年的股市崩盘，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获利颇丰，而任何一个纯证券背景的经理都没有同样的结局——就连索罗斯也没有。
在匹兹堡的银行工作四年后，德鲁肯米勒在纽约做了一个报告。会议结束后，一名对他的报告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上前和他交谈
“你在银行工作！你还待在银行做什么啊？”在与德鲁肯米勒聊了几分钟后，对方问：“你为什么不自己开公司呢？”
而德鲁肯米勒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公司，但这个人坚持要他开公司：“只为和你聊聊，我会每个月付你 10 000美元。”于是， 1981年 2月，当德鲁肯米勒 28岁时，他创办了杜肯资本管理公司，开始磨练自己作为一个采用新方式的宏观交易者的投资风格，他将对公司和经济体系的认识与图表结合起来，随心所欲地组建投资组合。四年后，他引起了一家共同基金公司德莱弗斯的注意，这家公司邀请他在运行杜肯的同时管理几只基金。有一只德鲁肯米勒管理的基金在三个月内上涨了 40%，这使这个年轻经理成了华尔街的名人。 1987年，《金融炼金术》透露了索罗斯将基础分析和技术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德鲁肯米勒意识到这个大师的风格类似他的做法。这两人在索罗斯的办公室搞了个午餐会面，然后两人的想法一拍即合。在初次见面结束时，索罗斯就第一次尝试聘请德鲁肯米勒。
当德鲁肯米勒最终接受聘请时，索罗斯的儿子在草坪上对他嘲弄意味的欢迎最初似乎是有根据的。量子基金的现任分析师们，包括一些早期的“永久接班人”，和他这个新的可能继承者都在盯着基金总裁这个位置，而他长得像他星期日喜欢看的那些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根本没用。更糟的是，索罗斯似乎只把他当做是标准普尔 500指数的专家，尽管他做过债券、货币和股票。 1989年 8月的一个晚上，德鲁肯米勒飞往匹兹堡——他在那里仍然经营着杜肯基金，他发现他在量子基金的债券头寸已经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被卖掉了。他给索罗斯打了电话，大发脾气——在一个怀疑他能力的老板手下做事，他没法成功。
“你使我觉得束手束脚，”德鲁肯米勒对索罗斯大声说，“我被搞怕了。我觉得不爽，因为我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想离开。”他最后说。那次爆发有可能使德鲁肯米勒失去在量子基金的职位，但是反而由此引出了索罗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冒险。“你不要走，”索罗斯回答，“我走。”
鉴于他拥有量子基金的大部分资金，索罗斯这次显得特别冷静，他把家迁到了伦敦。“我要去欧洲了。”他在离开的时候告诉德鲁肯米勒，“现在，我们会发现是我太爱管你的闲事，还是你确实不称职。”
接下来的几个月让索罗斯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这次冒险感到高兴。柏林墙倒塌了，由于他搬到了伦敦，这使他能集中精力来进行他一直渴望在东欧做的慈善事业。与此同时，柏林墙的倒塌制造了德鲁肯米勒喜欢的市场动荡，他所得到的回报进入了惊人的时期。
1989年，量子基金上涨了 31.5%，接下来的四年，量子基金分别上涨了 29.6%、53.4%、68.8%以及 63.2%——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他就像 20世纪 60年代中期的鲍勃·迪伦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发行专辑——量子基金的资产由 18亿美元跃至 50亿美元，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旗舰公司之外又开了新的基金公司，到 1993年底，其管理的总资产已飙升至 83亿美元。
索罗斯知道怎么抓住自己的好运气。他从德鲁肯米勒之前的那次发火中吸取了教训，注意不破坏这种关系，他需要一个永久的继任者，而他幸运地遇到了德鲁肯米勒这样的人才。在整个 20世纪 90年代，索罗斯都充当着这位年轻人的教练，他提问题、出建议来点拨他的这个门徒，但最后让他的门徒来做决定。为了满足自己投资的欲望，索罗斯保留了一些资本自己做交易，而德鲁肯米勒则牢牢控制着量子基金的大部分资金。如果说新闻工作者继续把量子基金的成功归功于索罗斯的话，其部分原因是索罗斯并没有刻意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另外的原因是德鲁肯米勒不喜欢出风头，而索罗斯则非常喜欢出现在镁光灯下。
①从索罗斯迁往伦敦的那一刻起，德鲁肯米勒继续着他的教练索罗斯的投资方式。他听从了《金融炼金术》中的教诲，曾连续两年和索罗斯一起探讨，学会了索罗斯所有的方法。德鲁肯米勒沿用了索罗斯的方式，他把量子基金的资本投资于空头和多头兼具的股票投资组合，然后用借来的资金交易标准普尔 500指数期货以及债券和货币。同样，还是沿用索罗斯的方式，他一直与公司高管接触，认为企业层面提供的信息可以预警经济趋势。他还按照索罗斯的方法，牢牢抓住机会。如果说这个徒弟从师父那里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当时机正确时，把全部身家都赌上。
在索罗斯去伦敦后不久，柏林墙的倒塌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时机。东德人兴高采烈地涌入享有更多自由、物质更丰富的西德，期望在那里就业并享受社会福利，相关的费用似乎肯定会迫使德国政府出现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预算赤字会加剧通货膨胀，从而使货币贬值。根据这个逻辑，投资者在柏林墙倒塌后抛售德国马克，导致马克对美元汇率下跌。但德鲁肯米勒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想起《金融炼金术》里描述之前里根政府预算赤字增加的一段话：这些赤字不但没有削弱，反而间接地强化了美元。原因是里根政府宽松的预算被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抵消了，高利率激励投资者持有美元，因此美元升值了。德鲁肯米勒预计德国会遵循同样的模式——宽松的预算将推动德国强硬的中央银行提高利率，然后德国马克将会反弹。因此，柏林墙倒塌后，德鲁肯米勒一头扎进了德国货币市场，数天之内购买了 20亿美元的头寸。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马克兑美元上扬了这次交易的漂亮之处在于它建立在保罗·都铎·琼斯的一个观点上：如果你了解市场上的其他玩家，你就可以找出那些非常吸引人的风险回报比的交易。
①德鲁肯米勒回忆说：“我不喜欢我们在索罗斯基金公司的公开亮相，但我容忍了，因为我觉得它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索罗斯需要它作为他的慈善事业的平台，我不认为他是为了他的自我形象。他想会见国家元首，他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而且它肯定是给了他这样一个平台。因此，我站在幕后，他站在前台，这个思路没有问题。”——作者注
过去琼斯的专长是研究私人交易员如何定位，但德鲁肯米勒则是在玩一个更大、更具吸引力的游戏——了解政府，特别是中央银行，这对一个交易者来说是一种天赋。中央银行的意图往往比较明显，比如德国中央银行就毫不掩饰它打击通货膨胀的决心，而它们的行动可能推动市场。 1989年11月，形势已经足以让德鲁肯米勒意识到中央银行将提高利率，而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造成一个趋势，一个他可以用来获利的趋势。
德国马克的交易使量子基金在1990年获得了 29.8%的回报，但这仅仅是一个预演。两年后，德鲁肯米勒上演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胜利，他打破了欧洲货币秩序，奠定了对冲基金在全球金融中新兴力量的地位。
德国统一不仅仅导致中央银行按可预测的有利可图的方式运作，它还暴露了中央银行的矛盾角色：一方面要稳定德国马克，同时又要稳定欧洲的汇率机制。该体系成立于1979年，其目的是减轻欧洲的货币波动，从而使公司在投资和贸易时不必担心剧烈的汇率波动会使它们的商业模式功亏一篑。十多年以来，该机制运作良好，稳定了货币的同时又没有极端地统一货币。所有加入的货币允许相互之间的汇率在小范围内波动，如果灵活性不够，一个国家可以与它的欧洲伙伴谈判贬值问题。这些规则给一些国家政府提供了利用利率来管理经济周期的可能，这个体系平衡了汇率稳定和利率的灵活性两方面的目标。德国的统一打破了这一折衷方案。统一在德国国内制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推动中央银行提高利率。但德国加息的时候正是其他欧洲经济体经历经济衰退的时期，它们迫切需要减息。德国国内的高利率加上欧洲其他地方的低利率造成其他资金涌向德国马克，其结果就是欧洲货币疲软，特别是意大利里拉和英国英镑——这两种货币在接近交易机制所允许的下限水平进行交易，甚至有可能突破下限。这样，有两个选择摆在了欧洲各国政府的面前：德国可以减息以减少外来资金的流入，而意大利和英国则反其道而行之；或者中央银行干预货币市场，卖出马克，同时买入里拉和英镑。如果利率调整和货币干预方案都失败了，那么意大利和英国的货币都将被迫贬值。
1992年夏天，德鲁肯米勒开始反复思考这些紧张的局势。他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英国，量子基金一个年轻的经理斯科特·贝瑟研究过波动很大的英国房地产行业，并做空过几只房地产的股票。贝瑟向德鲁肯米勒指出英国抵押贷款的利率一般都不是固定的，当英国中央银行提高利率，英国家庭就会立即感受到付款压力。由于这种传导机制，德国的高利率将把英国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如果英国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来确保英镑在汇率机制内的地位，对按揭供款人的即时打击会在英国已经陷入衰退的时候进一步打击消费。
德鲁肯米勒找到了一个空隙，这是那些几乎不可能对他不利的赌注中的一个。英国当局很可能会拒绝更高的利率而允许英镑贬值。另一方面，英镑也几乎不可能对德国马克升值；在英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英国中央银行的加息不会超过必要的幅度。德鲁肯米勒抓住了这个不对称的投注机会，大量买进德国马克，卖出英镑，在 8月底之前他投资在这个头寸上的资金达到 15亿美元。迄今为止，在这次英镑交易中德鲁肯米勒运用了三项技能。
第一，这项交易包含了德鲁肯米勒利用对股票的研究所获得的对经济趋势的见解。德鲁肯米勒像索罗斯一样，但与商品公司的三个人不一样，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司身上，把它们的表现当做一个经济体业绩的重要先兆。第二，德鲁肯米勒运用了对货币和利率的认识。他像索罗斯一样，但与朱利安·罗伯逊不一样，他是一个股市交易商，但对其他投资工具同样在行。第三，这项交易包含了对那些可以创造良好风险报酬比率的投资机会的体制因素的关注。正如保罗·琼斯看到了日本基金管理人年收益率应当达到 8%这个水平从而产生的非对称投资机会一样，德鲁肯米勒抓住了英国抵押贷款利率浮动的重要意义。
但狙击英镑的下一阶段需要不同的技能，它要求德鲁肯米勒了解欧洲的金融政治，首先就是德国中央银行所承受的压力。
自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帮助了希特勒崛起的那个时候起，德国人就十分注重货币的稳定。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法定职责要求它以保证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为目标；在德国，联邦银行的任务是专门打击通货膨胀。由于这个原因，只要统一的费用会造成预算赤字，德国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降息；如果德国保持强硬，英镑所受到的压力会愈来愈大。但出于政治原因，德国中央银行至少有可能软化其立场。欧洲领导人最近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中提出了最终建立欧洲的统一货币——欧元的设想，德国政府支持这一项目。为避免欧洲的金融秩序再次四分五裂，德国在全力打击通货膨胀这件事上必须得三思而后行。
当德鲁肯米勒第一次狙击英镑的时候，德国中央银行将如何权衡其传统的反通货膨胀立场和它对欧洲的责任的立场还不是很明朗，但德国的意图很快就清晰了起来。
9月4日和5日，欧洲共同体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的官员们在英国的一个漂亮小镇巴斯会面。由于迫切需要给英国降低利率创造空间，同时被同样与经济衰退抗争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同行诘问了一番，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一再要求德国放松它的货币政策，他对德意志银行的总裁赫尔穆特·施莱辛格拍桌子喊道：
“十二位财政部长都坐在这里，要求你降低利率。你为什么不？”
施莱辛格非常不安，他的第一反应是离开会场。他珍惜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为这种独立而努力。他痛恨政治压力，特别是来自一个外国人的政治压力。当施莱辛格最终镇静下来，他小心地说，虽然他不打算降息，但他也认为没有理由加息。拉蒙特
抓住这一声明并把这作为德国让步的信号提交给媒体，尽管也没有人预计利率会上升。
在随后的几天会议里，拉蒙特不停重复的过分要求激怒了施莱辛格，这位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觉得有必要纠正一下那种认为他已放弃他的机构独立性的印象。 9月 8日，在中央银行官员的巴塞尔聚会之后，施莱辛格公开宣布他不能保证利率的未来走向。与承认德国将修改其货币政策从而便宜邻国完全相反，他警告说：他对欧洲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关系没有什么信心。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施莱辛格还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的基础薄弱。
当施莱辛格发表他的言论的时候，在座的听众不是别人，正是索罗斯。为了确保他听到的话是正确的，索罗斯在施莱辛格讲完后走向前去与他交谈。为了试探德国致力于欧洲和谐的决心，索罗斯问他对 ECU的看法—— ECU是欧元之前的名义上的欧洲统一货币。施莱辛格回答说，他喜欢欧洲货币的概念，但不喜欢 ECU这个名称，他宁愿把它称为马克。
施莱辛格的回答如索罗斯所希望的一样清晰。德国中央银行接受货币联盟的设想，但也不是不惜代价，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德国马克防止通货膨胀的优良传统，如果其他经济体无法忍受由此带来的紧缩，那么它们的货币就应该贬值。索罗斯怀疑施莱辛格会心满意足地看到他对通货膨胀的强硬立场将破坏欧洲货币联盟的计划，因为该联盟的目标包含了成立欧洲中央银行，而这个中央银行会取代德国中央银行。索罗斯想，所有的机构都有自我保护的动机，而施莱辛格作为职业的中央银行官员，肯定是这一趋势的代表。索罗斯有点兴奋地给在纽约的德鲁肯米勒打了电话，告诉他意大利里拉马上要贬值了，德鲁肯米勒在他现有的对英镑的赌注上迅速增加了对意大利货币的赌注。
①当索罗斯回到纽约后，他给罗伯特·约翰逊打了个电话，罗伯特是一个货币专家，当时他正处于从美国信孚银行辞职然后加入到索罗斯基金的过程中。索罗斯确信里拉会下降，但现在他的目光已经超出了这点，他想欧洲的游戏规则也许正在发生变化。
①“我确信狙击里拉的想法是他的而不是我的。我还可以肯定的是，狙击英镑的创意来自于我，而不是他。”——作者注
“你觉得英镑会怎么样？”索罗斯问。
“我想我还是过来找你吧。”约翰逊回答。他不想在电话上继续交谈，倍孚银行会对交易员的谈话录音。约翰逊坐出租车到了第七大道 888号索罗斯的办公室。办公室地毯上补着胶带，德鲁肯米勒的办公桌旁边摆着几台电脑，约翰逊、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三人围坐在一个小会议桌旁开会。索罗斯向约翰逊询问狙击英镑的风险。“嗯，英镑的流动性很强，如果你的头寸不利，你可以随时退出。”约翰逊回答，“你最多可能损失 0.5个百分点左右。”“那么你在这个交易上会获利多少？”德鲁肯米勒问。“如果英镑暴跌的话，你很可能获利 15%或 20%。”约翰逊回答。“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多大？”德鲁肯米勒追问。“在三个月内，”约翰逊回答，“这发生的概率在 90%左右。”这时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都注视着对方，他们坐不住了。“你自己的基金会投多少钱？”索罗斯问，他指的是约翰逊管理的美国信孚银行的投资组合。约翰逊表示他将用杠杆效应来利用这次交易机会，他可能会投入现有资本的 3~5倍。“噢，我的天哪！”德鲁肯米勒很快说。他的眼睛瞪得溜圆，全身的肌肉都变得紧张，你几乎可以听到他像一个篮球运动员在弹跳投篮时那样的深呼吸的声音。“嗯，他们只有价值 220亿英镑的外汇储备。”约翰逊继续说，“总计约等于 440亿美元。量子基金只有在有人愿意购买的情况下才能卖出英镑。鉴于施莱辛格的评论，很少会有私人买家，而主要买家是英国的和其他试图支持英镑的中央银行。一旦英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用光，就不可能进一步狙击英镑了，因此， 440亿美元可能就是最大限额。”“也许我们可以拿到 150亿美元的份额。”德鲁肯米勒说。这表示他要压上现有的英镑赌注的 10倍。
“你认为他们能撑多久？”索罗斯问。撑不了几个月，约翰逊估计。
然后德鲁肯米勒找到斯科特·贝桑来开电话会议，询问了斯科特的意见，贝桑在这个问题上比约翰逊更激进。英国政府并不敢提高利率，如果要在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英镑贬值之间选一个，英国政府会选择贬值，这会让英镑贬值可能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早。
约翰逊离开时有种预感，他可以感受到这两个人联合起来的力量：如果有适当的时机，他们会彻底搞垮英国货币。
接下来的几天是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水岭。欧洲范围内发生了金融海啸，显示了曼哈顿中心的一群交易商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是这次戏剧性事件的主要玩家。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玩家，其他交易货币的对冲基金——包括商品公司的三人——都加入了对欧洲疲软货币的攻击，加入攻击的还有银行的交易部门和跨国公司的财务部门。
在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人想到这些私人玩家可以敌过强大的中央银行——1985年的“广场协议”曾证实了政府对汇率的影响。但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流动的资金大概是以前的3倍，对冲基金和其他玩家现在可以调配大量的资金，权力已经转移到私人玩家手中了。1992年8月，布什政府精心策划了 18家中央银行协调一致地购买美元的行动，但在那时，有那么多的私人资本在货币市场兴风作浪，中央银行的努力没能改变美元的地位。
1992年9月初，中央银行新的弱点引起的后果影响了整个欧洲。通过像德鲁肯米勒、索罗斯和约翰逊他们那样的沟通，交易商们相互证实每个受到经济衰退打击、汇率盯住马克的经济体现在都很脆弱。
9月8日的那个星期二，也就是施莱辛格宣布德国不能对利率做出任何承诺的那天，投机性的抛售浪潮压垮了芬兰中央银行，芬兰政府被迫放弃盯住欧洲货币单位的政策。当天芬兰马克下跌近 15%，交易商转眼就可获得利润，这吊起了他们寻找下一个受害经济体的胃口。
周三对瑞典有一次冲击，瑞典通过一夜之间把利率提高到 75%的空前高度来试图吸引资本重新进入该国，然后电子游牧族开始攻击意大利里拉。意大利的利率已经达到 15%，通常情况下这么高的利率足以把资本留在国内 ,但货币市场的巨大增长已经改变了这个局面：意大利的货币提供了一个非对称的赌注情形，这一趋势诱惑着技术交易员加入对意大利货币的冲击，同时聪明的投机者感觉到如此大量的钱砸在意大利市场会使意大利官方穷于应付。 9月 11日的那个星期五，里拉已经跌破了汇率机制所允许的汇率下限。随后的周末，意大利开始磋商货币正式贬值。
里拉的崩溃尤其发人深省。芬兰当时还没有正式成为欧洲汇率机制的一员，所以在投机者盯上它后，它不能指望其他欧洲中央银行的帮助。但是意大利的情况不同：它的贬值意味着汇率机制的成员第一次被市场打击得体无完肤。意大利作为该机制的成员，它有权从强大的德国中央银行那里获得支持，在里拉贬值前一周，意大利从德国借入了相当于 240亿德国马克（ 360亿美元）的里拉——这种干预是前所未有的。但投机性的抛售里拉压垮了德国中央银行的努力，交易员们又狠赚了一笔。
即使在意大利里拉崩溃后，欧洲官员还在努力适应这个新建立的金融秩序。 9月 12日的那个星期六，当意大利人与到访的德国官员谈判里拉贬值的时候，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还是按他的日程安排行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当天晚上，他荣幸地出席了“最后一夜逍遥”音乐会，兴致盎然地唱英国海军军歌。在知道里拉崩溃的消息后，拉蒙特第二天一早召集他的顾问开一个吃羊角面包的早餐会，但他和他的团队仍然不相信他们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事实上，一篇英国媒体对这个早餐会的报道中称拉蒙特看上去得意洋洋。作为里拉贬值协议的一部分，德意志银行承诺降息 0.25%，这实际上可能提高英镑价值。考虑到当时的各种假设，拉蒙特表现得开心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金融分析师和记者当时争论说意大利和英国没有可比性。前者是欧洲最混乱的富裕国家，后者则是由一个改变了英国经济表现的保守党领导的国家。
英国中央银行已成功地抵御了8月以来市场对英镑的压力， 9月 3日它发明了一种新武器来应对电子游牧族：正如对冲基金用借来的钱来冲击货币一样，英国宣布将借款 100亿欧洲货币单位（等同于 72.5亿英镑，或 140亿美元）来提高其捍卫英镑的能力。自公告之日起，英镑急剧上升，货币交易员认为政府现在有足够的力量来击退投机者。但对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而言，这就有点搞笑了：英国借入用来购买英镑的数额仅与量子基金想出售的金额相当。但在 1992年 9月初，除了索罗斯办公室的人外，没有人能想象到就这么一个职员不足 50人的对冲基金能聚集相当于一个政府筹集的战斗资本。
当市场在9月14日的那个星期一开市时，拉蒙特的乐观似乎得到了佐证。英国中央银行花了 7亿美元来支持该国货币，由于这项措施在德国降低利率的基础上出台，所以这个相对温和的干预足以使英镑略有升值。但拉蒙特和他的顾问们没有想到的是，周一的交易决定了英国的命运。英镑的小幅上升证实了投机者的假定，对汇率摇摇欲坠的货币下注可以通过借入资金来下最大的赌注，因为最糟糕的情况也只是货币会向不利的方向变动一点点。
果然，英镑第二天下挫了。西班牙财政大臣给拉蒙特打电话问他情况怎样，拉蒙特回答：“太可怕了！”当天晚上，拉蒙特召集财政官员和英国中央银行行长罗宾·利 -彭伯顿一起开会。双方都同意从第二天早上开始积极支持英镑，如果还是不行，他们将考虑提高利率。当会议快要结束时，彭伯顿宣读了一则从他的新闻办公室里传来的消息。赫尔穆特·施莱辛格接受了《华尔街日报》和一家德国金融报刊《商报》的采访，根据通讯社对他的讲话的报道，这个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认为，对欧洲货币进行广泛的调整将比对里拉进行单独的调整好。
拉蒙特被这一席话惊呆了。施莱辛格的讲话等于是在呼吁英镑贬值，他先前在巴斯会议后发表的公开声明已经引发对里拉的攻击，现在德国人开始抨击英国，拉蒙特要彭伯顿立即给施莱辛格打电话，利伯顿对此有所顾虑，他知道准时的施莱辛格不喜欢别人打断他吃晚餐，但拉蒙特置之不理。
打完这个电话后，彭伯顿说，施莱辛格接受这次采访的条件是他可以审查如何报道他说的话，但他还没有抽出时间这样做。拉蒙特抗议，这是一个危险地从容应对。施莱辛格的意见已经在新闻中发布，纽约和亚洲的交易商第二天就会做出反应，施莱辛格需要迅速发出否决声明。于是彭伯顿打了更多的电话到德国，但没有用。德国中央银行新闻办公室解释说，施莱辛格的说法“未经批准”，因为它们还没有获得证实；施莱辛格说，他将查看报道，并在早晨到他的办公室后发表适当的声明。拉蒙特强压怒火，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德国的货币控制者并不急于适应这个连续 24小时交易的世界。
那天晚上，拉蒙特上床睡觉时已经知道第二天会很困难，但他无法想象有多困难。就像他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英国将在第二天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想法“不仅仅是一闪之念”。
德鲁肯米勒在纽约于周二下午看到了施莱辛格的意见，他并不在意它们是否得到了“批准”，他立即做出反应：施莱辛格很明显乐意看到英镑被排挤出汇率机制，德国中央银行不打算放纵疲软的邻国进一步降息。鉴于英国势力衰退，英镑的贬值现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德鲁肯米勒走进索罗斯的办公室，告诉他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自 8月起就在英镑上下了 15亿美元的赌注，并在与罗伯特·约翰逊的谈话后下了更多注。现在，导火索来了，德鲁肯米勒宣布，他将开始逐步建仓。索罗斯听着，看起来很困惑。他反对道：“这没道理。”“什么意思？”德鲁肯米勒问。索罗斯回答说，如果新闻报道准确，几乎没有不利的地方，为什么只是逐步建仓？为什么不直接增到 150亿美元？索罗斯向他建议：“全力以赴！”
德鲁肯米勒可以看出索罗斯是正确的：事实上，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德鲁肯米勒做了分析，了解政治，看到了这笔交易的导火索；但索罗斯是那个能感觉到这是放手一搏的时刻的人。当你确定自己是对的，就没有什么投注太多这样的说法，你尽可能的买入。
这个星期二剩下的时间，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将英镑出售给任何愿意从他们这里买的人。通常他们交给交易者去执行订单，但这次他们自己打电话，找出同意和他们做生意的银行。根据汇率机制下的规则，英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接受以 2.7780德国马克售出英镑，这是这个区间所允许范围的最低水平，但这项规定只在伦敦的交易时间才有效。在英国中央银行的非营业时间就忙着寻找买家，尤其是一旦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在疯狂出售的消息传开后，获得大量量子基金卖单的银行会提醒自己的货币交易员，他们也马上开始抛售，随着他们的声音扩散出去，传遍整个世界，每个人都会知道崩溃开始了。很快，英镑被迫超出了其允许的波动范围，而且几乎不可能找到这种货币的买家。
那天晚些时候，路易斯·培根打电话给德鲁肯米勒。他们谈到事情会如何收场，而且培根说，他仍然在想办法抛售英镑。“真的吗？”德鲁肯米勒脱口而出。他告诉培根等一下，而几秒钟后，索罗斯也加入到谈话里面。“你从哪里找的买家？”索罗斯拼命追问。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终于回家了，让他们的交易员们寻找机会抛售更多的英镑。他们在纽约的公寓睡着的时候，罗伯特·约翰逊收到了量子基金首席交易员的传呼，他从床上爬起来，悄悄地回了电话，希望不让他的妻子听到这次谈话，因为她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负责货币市场。第二天凌晨大约两点，德鲁肯米勒回到办公室——他想在伦敦市场重新开市、英国中央银行被迫恢复购买英镑的时候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
曾在伦敦的投资组合经理斯科特·贝瑟在德鲁肯米勒之后不久也到了，他可以看到他的老板站在黑暗的办公室里的高大的轮廓。德鲁肯米勒在脱外套，而曼哈顿的夜景就在他身后拉长。他办公室里唯一的光来自于电话，电话那端是索罗斯，而且德鲁肯米勒开了免提，不真切的东欧口音充满了这个黑暗的房间，索罗斯催着德鲁肯米勒增加杠杆效应，增加抛售。
当伦敦开市的时候，英国中央银行支持的预期使英镑回到它的许可波动范围内，但一直在底部。作为对拉蒙特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授权的计划的回应，英国中央银行上午 8：30之前干预了两次，每次购买 3亿英镑，但是这个购买根本没有影响。德鲁肯米勒驻守在大西洋彼岸的办公室，要求出售 10亿英镑，而他的要求使大批的模仿者也出售。英国中央银行进行干预，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有多么寡不敌众。到上午 8：40，它已购买了 10亿英镑，但英镑还是动都不动。
10分钟后，拉蒙特告诉首相约翰·梅杰干预失败，英国将不得不提高利率以保护英镑。让拉蒙特沮丧的是，梅杰拒绝批准加息。他负责将英国纳入到汇率机制，他担心如果政策被认为是失败的，他的信誉就会崩溃，他可能面临来自他自己的内阁成员的领导地位的挑战。梅杰借口说新的经济数据会在当天晚些时候出来，他告诉拉蒙特说坚持住，希望市场最终将趋于平静。
那时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又有一个电话打到罗伯特·约翰逊的公寓，这次是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打来的。约翰逊的妻子当晚剩下的时间都在监测危机，而不知道她的丈夫帮助造成了这次危机。英国中央银行继续买进英镑，因为根据汇率机制的规则，它不得不这样做，但它已经不再指望货币脱离底部区域，它只是在给德鲁肯米勒和他的同伙提供流动性而已。每过去一个小时，对冲基金和银行都卖出更多的英镑给英国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也在被迫买入一种肯定马上就要贬值的货币，英国在将资金大规模地从长期受苦的纳税人那里转移到一群全球性的交易商手里。上午 10：30，拉蒙特再次给梅杰打电话，竭力主张提高利率。
拉蒙特给首相打电话的时候，英国官员极力表现出信心。英国中央银行的二把手埃迪·乔治照样去参加早就定好的和戴维·斯米克的会晤，戴维·斯米克曾给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灌输政治理念。斯米克出现在位于针线街的英国中央银行的办公楼里，他发现乔治看起来状态不错，穿着格子衬衫，系着条纹领带，打扮得像个伦敦银行家。
乔治兴高采烈地说：“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虽然不太可能，但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肯定英国中央银行会将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来赶走投机者。斯米克想知道乔治知不知道英国货币崩溃的影响力，而崩溃已经开始了，想制止可能为时已晚。
斯米克鼓起勇气，直截了当地问乔治：“难道你不担心你在这件事上走得太远，落后于时代了吗？”乔治显得有些恼火。他正要回答的时候，电话铃响了，经过几分钟激烈的谈话，他挂断了电话。“我刚刚知道利率提高了 200个基点。”他轻声说——整整两个百分点，然后他起身和斯米克握了握手，跑着离开了房间。
拉蒙特向首相的请求这次成功了，而这次巨大的利率上调的消息定于上午11点宣布。在所定时间前的几分钟，拉蒙特走到他财政部的办公室外面看着路透社屏幕，但是，当消息宣布时，英镑根本没有什么反应——屏幕上的那条线还是一条平直的线。拉蒙特觉得自己像个看着心脏监测仪、意识到他的病人已经去世的外科医生，剩下能做的就是拔掉仪器了。
拉蒙特没有时间对将英镑重新纳入欧洲汇率机制进行谈判，重新调整将涉及与其他欧洲国家政府的漫长协调工作，但时间每过去一分钟，从纳税人到交易员的大量财富转移都仍在继续。意大利很幸运在周五陷入困境，接下来的周末就有喘息的机会。但是，现在英国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险境，而不幸的是是在星期三。拉蒙特唯一的办法就是单方面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但是，这需要得到首相的批准。
但首相不是立马就有空。拉蒙特和他的工作人员不断给梅杰的办公室打电话，强调会面的紧迫性，但没人接听，最终拉蒙特带了一个顾问团队到海军部大厦——一个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建筑，当时是首相的临时官邸。在那里他们苦等了至少一刻钟，梅杰才见了他们。拉蒙特估计这个国家每隔几分钟就损失数亿英镑，但他的老板看起来轻松得让人恼火。
他在会面开始时首先问是否有进一步和德国进行金融外交的余地，然后补充说其他几个政府部长不久将参加会议，说明他们从各种不同角度的看法。而随后的讨论比较曲折：英国能退出汇率机制而不得罪它的欧洲伙伴吗？如果真的退出，会不会有对部长们的辞职要求？
很明显，梅杰的目的是和房间里的其他人分摊危机的责任——一个部长后来说：“我们要万众一心。”这是一个精明的举动，从梅杰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有助于消除对他构成威胁的潜在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都补了仓。
海军部大厦的会面结束了，但到底要不要像拉蒙特想的那样退出汇率机制还没有定论，梅杰却坚持再加一次息——这次加 3个百分点，第二天开始生效，为挽救英镑做最后的努力。同样，拉蒙特看着路透社屏幕上出现这条消息，同样，英镑的价值还是没有受影响。在大西洋另一端，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到利息上升，就像一个要断气的人的垂死挣扎，这是个事情即将结束的信号——是拼命抛售英国货币的最后时机了。拉蒙特开始向欧洲的财政部长提醒英镑所面临的困境。意大利财政部长皮耶罗·巴鲁西建议拉蒙特暂时停牌来给自己时间谈判，而不是退出汇率机制。拉蒙特不得不指出，现代财政部长无权中止持续性、全球性交易的外汇市场。
那天晚上，拉蒙特在财政部的中央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晚上 7:30，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摄像机，他宣布英国退出汇率机制。市场赢了，政府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9月的前半个月，英国中央银行花了2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努力捍卫英镑，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危机的最后一天消耗殆尽。英镑脱离汇率机制后，英镑对德国马克大约贬值了14%，所以英国纳税人可以说在英镑购买上损失了38亿美元，而银行和对冲基金是交易的另一方，但以对冲基金为首，而量子基金无疑是最大的一个。
到英镑崩溃的时候，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已成功地做空约 100亿美元的英镑，比他们之前打算的 150亿美元少，但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头寸。在英国纳税人损失的近 40亿美元中，估计有 3亿美元到了商品公司三人中的资深成员——布鲁斯·科夫勒手中； 2.5亿美元到了保罗·琼斯手中，据说美国银行货币交易柜台的前七位总共将 8亿美元收归囊中。不过，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英镑上的利润超过了 10亿美元。在英镑贬值之后，索罗斯惊人的分红开始并没有人知道。但到了 10月份，意大利的工业巨头詹尼·阿涅利无意中对记者说出他那年在量子基金的投资上赚的比他从他的汽车公司菲亚特所得的收入还多。第二天， 10月 24日，星期六，英国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刊登了一张微笑着的索罗斯的照片，手里拿着饮料，标题写着“随着英镑崩溃，我赚了一个亿”。当索罗斯那天早晨打开前门，他看到了一大群记者，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新闻界都对他的利润很感兴趣。
据说索罗斯在 1992年将他的个人财富增加了 6.5亿美元，一家杂志指出，索罗斯只要 5分钟就可以赚到美国中等家庭工作一年才能赚到的收入。几年前，人们对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赚的 5.5亿美元表现得很感兴趣，但现在已经有人超过了米尔肯。
索罗斯因为打击了英国中央银行而出名，对冲基金已经开始取代 20世纪 80年代的并购大王，成为公众羡慕的对象。索罗斯基金的全部利润远远高于外界的想象。正如保罗·琼斯 1987年大崩溃时在股票市场上的做空，再加上有利可图的债券上的赌注，德鲁肯米勒五年后在英镑交易上也是。由于英镑承压，英国的股票和政府债券市场也受到打击，交易商认为从英国逃离的资本可能会损害其他资产的价格。但德鲁肯米勒有不同的看法。英国从汇率机制退出将使得政府可以随意降息，这将有利于政府债券，而且货币贬值和低利率对股市也是利好。在周二和周三抛售英镑的时候，德鲁肯米勒同时购买了英国政府债券和股票。果然，德鲁肯米勒的赌注见效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两个市场都急剧上涨。
英国不是德鲁肯米勒关注的唯一焦点。英镑下跌后，投机者打算攻击法国法郎，但这次德鲁肯米勒相信中央银行将战胜市场。与英国房地产者不同，法国家庭不受浮动抵押贷款利率的影响，而且法国有很多种方式对人们进行补贴，因此，法国将比英国更容易用加息击退投机者。基于这个原因，德鲁肯米勒购买了大量法国债券，这些债券在 1993年飙升，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量子基金在英镑上投资的那年获得让人瞩目的 69%的回报率之后还能在接下来的一年获得 63%的回报率。
但量子基金在英镑之后最大的一次行动也是最谨慎的一次，要归功于当时已经全职加入基金的罗伯特·约翰逊，量子基金在 1992年 11月瑞典克朗贬值前对其做空，又赚了 10亿美元。吸取了英镑交易后遭到媒体关注的教训，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确保不会有人公开谈论他们在瑞典大赚的那一笔。
尽管可能需要更多的证据，但宏观交易的胜利表明有效市场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如果市场主要由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投资者控制，那么效率有可能会占上风；但如果市场由其他人驱动，那就没有理由期望有效定价。宏观交易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阐释：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显然不是在利润最大化。在英镑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梅杰实际上还从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手上以双方都觉得荒唐可笑的价格购买了英镑。梅杰这样做的原因的是从金融书本里找不到的——他想迫使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分担贬值的责任。
德鲁肯米勒的成功还表明盯住汇率在发展充分且流动性强的市场环境下不太可能成功。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固定汇率制度运作良好，因为资本跨国界流动受到管制；但现在这些管制措施都不见了，是政府承认它们对货币的权力有限的时候了。它们既可以利用利率来掌控本国货币的价值，从而抑制汇率的波动；也可以用它们来管理经济的波动，从而抑制经济衰退。尝试通过“灵活地盯住汇率”，比如汇率机制，来双管齐下有可能适得其反：美国和欧洲的对比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布什政府试图在 8月支撑美元但没有成功，之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美元总是在浮动，所以其变化趋势没有突变。但是，芬兰、意大利、英国和瑞典的盯住汇率就不同，他们给了投机者太有吸引力、无法抗拒的目标，让经济陷入混乱。在对汇率机制的承诺中，欧洲各国政府做出了一个他们无法兑现的承诺，它们抑制汇率波动，直到有比它们更有力的力量冲破这种抑制。
一个以德鲁肯米勒和其他宏观投资者为特征的环境的影响并没有立即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就和以往每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情况一样，第一反应总是贬低市场，而不是从市场中吸取令人难堪的教训，在这种情况下，盯住汇率是危险的。英镑贬值一周后，当法国法郎承压时，法国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建议将闹事的投资者送上断头台。第二年夏天，在汇率机制受到另一轮破坏后，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认为政府有经济和道德责任来限制投机者。在比利时，外交部长威利·克雷斯也附和说英国金融家阴谋分裂欧洲。
索罗斯以特有的方式接受了对他的职业的攻击。一方面，他证实了自己比任何其他的市场参与者更不留情面：尽管银行的交易部门不得不忍受监管机构，因此不愿过于猛烈地抨击政府，索罗斯却没有这样的顾忌。另一方面，索罗斯理智地倾向于认为市场不可控，不断地有繁荣和萧条的风险，不断地波动。英镑贬值之后不久，索罗斯见到法国中央银行行长让 -克洛德·特里谢，并告诉他说，出于可能给自己的交易带来不稳定性的担心，他不会攻击法郎。这种声称自己无私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因为量子基金准确地预计到法郎能挺住，而且准备根据这一预测大赚一笔。然而，索罗斯的姿态使英镑下跌后的气氛变得戏剧化——他们中最大的投机者都不愿意为投机进行辩护。
德鲁肯米勒不同意索罗斯的疑虑。英国媒体将英镑受辱的那天称为“黑色星期三”，但是德鲁肯米勒认为“白色星期三”会更贴切。
英国已经摆脱了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限制，可以随意寻求它所需要的防止经济衰退的政策。伦敦股市对贬值的反应印证了德鲁肯米勒的观点：金融时报指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上涨了近 1/5。可以肯定的是，德鲁肯米勒的交易搅乱了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伴随着德国统一的高利率造成了一种需要英镑退出汇率机制的情况，在德鲁肯米勒认识到之前，英国当权者并没有看到这个事实。梅杰将纳税人的十多亿美元转给索罗斯基金并不完全是德鲁肯米勒的错，如果确实有人让全英国人民都变得盲目，那个人也是首相，而不是投机者。
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之间的分歧引发了经济学界的讨论。在英镑交易之前几年，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危机是由不良的经济政策引发的：肇事者并非投机活动，而是政府管理不善。但在 20世纪 90年代，学术界的共识转变了——由德鲁肯米勒的观点转向了索罗斯的观点。新的观点强调说，交易商可能袭击那些管理得当的货币，而且袭击可能会自我实现。由投机导致的英镑崩溃成了这次讨论的一个转折点。德鲁肯米勒说英国通过勉强采用难以维持的高利率而自找了这次危机是正确的，但是，当他自己的交易显示投机者超出政府的力量时，投机者滥用这种力量的风险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尽管以前交易者们可能只攻击那些根据经济基本面注定要受攻击的货币，但现在他们可能觉得有力量去攻击稳定的货币。法国政治家抱怨说对冲基金集聚了危险和过大的权力，而他们的忧虑并非毫无根据。
不管这种危险是什么，但大家没做什么去降低这个危险。取缔投机商——像法国财政部长呼吁的那样将他们送上断头台——需要将被投机者利用的跨国资本浪潮平息，需要重回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新实行资本管制。大多数决策者对这个选择充满恐惧：如果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是有益的，出于同样的原因，资本自由流动必然也是好的；就像贸易允许将汽车制造集中在那些最擅长制造汽车的国家一样，跨国资本流动使稀缺的储蓄存款流向能对它们进行最有效地投资的地方；此外，资本管制可能是不切实际也不合理的手段。在英镑危机之后的那个星期，西班牙和爱尔兰通过限制银行对货币的自由贸易来打击对它们货币的投机性攻击。但这些管制很快被规避。
如果资本管制不在考虑范围，还有一个方法去防止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取缔它们。索罗斯在英镑崩溃后对一个采访者说：“投机是非常有害的。”欧洲单一货币“将会让像我一样的投机者破产，但我会乐于做出牺牲”。欧洲最终在 1999年统一了货币，但不是每个人都从中吸取了教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卡在了盯住汇率政策上，这在未来 10年给对冲基金创造了巨大的机会。（摘选自《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
作者简介
保罗﹒沃尔克时期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他在《经济学人》杂志工作了13年，在《华盛顿邮报》编委会工作了8年，专门负责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经济。
他之前的著作包括2004年出版的《世界银行家》（The World’s Banker）和1992年出版的《后种族隔离时代》（After Apartheid），前者被《纽约时报》评获编辑选择奖，后者是《纽约时报》推荐书目。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