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朔
越远离，越思乡。这趟出差时间长，老怕秦朔朋友圈内容“掉链子”，所以在CES“看美国想中国”系列报道越写越长。但再长，总有收尾之时。前几篇对中国公司溢美之词很多，最后这篇我希望以中道精神，根据CES所见，对中国公司做些提醒和鼓励。
为什么中国原创科技仍然很少？
这次CES展，发生了一件中国企业被美国联邦警察查封展位的事件。常州First International Trade公司推出的产品Trotter独轮自平衡滑板，被硅谷一家创业公司Future Motion认定抄袭了他们的产品专利，新华网做了详细报道。上海一个好朋友先是微信一连发了8张新华网的照片给我，然后说，“你的CES系列不要都是主旋律，问题也要写写，比如这个”。我回复“大趋势中国表现还真是不错”，他回复“原创科技仍然很少。一个国家没有原创科技，要认真分析，不能大而化之，什么都是‘表现真不错’。”哎，一点面子不给！我说你先具体分析一下吧，他也真不客气，连着发了12条语音，我整理如下：
“中国原创科技少，第一是规则的问题。这有三个角度。首先，政府支持、扶持什么样的企业？我们一些地方的标准不是看企业有没有技术创新，而是看你给我交了多少税，以及给具体办事的人多少好处。这是政府层面标准的偏差。这些年来，看看政府扶持了多少企业，各种资金给了多少，结果又有多少创新产品？再从消费者角度看，最可怕的其实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乐意享受低价甚至免费的产品，不管来路，不管是不是有良知的企业生产，消费者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在帮助造假、拷贝的企业，因为便宜和免费。最后看生产者，也是处于这种情况，大多数企业都信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要赚到钱采取什么手段并不重要。”
“在美国，他们的创业公司是说，我跟别人干的不一样，有什么不同。而我们中国的原则常常是，先抄你，然后把你打死，还以此为荣。以上这几点，说明我们整个的商业文明环境体系，不利于出原创技术。因为原创技术需要投入，需要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能做成的。”
“中国原创科技少，第二个大方面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从法治角度看，有的情况是一塌糊涂。首先，执法层面不懂技术，对高科技怎么判案没有经验。即使法官有正义的心，因为不懂技术，就会受‘恶人先告状’的影响。比如技术人员把机密文件发给竞争对手，他的判决是赔礼道歉、不许再犯，他觉得偷技术和杀人不一样，杀人是人不见了，而技术传输出去好像还在，下不为例就行了。第二，是执法不公。这次‘快播案’闹得不亦乐乎，我不认为‘快播’做得对，但关键是，那么多企业都在做，比如百度这样的大公司有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只抓‘快播’，这就难以服众了。我们在执法上，即便判为违法之后的惩罚，成本也太低，就像上市公司作假，只罚个几十万，抄袭别人产品就罚个几十几百万。那他一算账，还有赚，于是继续抄。”
“中国原创科技不行，第三个大的方面，是创业环境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反正中国人多，市场大，只要肯干，销售力强一点，执行力强一点，资源占有多一点，就能赚很多钱。那么谁愿意做原创技术呢？这是一个悖论，以色列那么小的市场有那么多原创科技成果，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反而不能孵化出原创，这是不是说市场越大、easymoney越多，就越没有创新动力？寒门出孝子，富贵之家难成才？！”
我这位朋友的公司在行业是遥遥领先的第一，但低调无比，也不上市。去年股市狂涨那阵子，他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不上市。有一天他微信我：“为什么不上市？我其实也不知道，也许是内心的一种敬畏。在商业的世界里，天大地大，惟利益而已，因此说‘贪婪是好的’。可是，贪婪必须建立在敬畏之上。也许这就是我的答案。一直以来，我不愿意获取不该得到的东西，安于自己双手获得的成就，心里踏实。”
我的朋友不让说他的公司和名字，但重读我存的这条短信，还是很感动。
现实中Low产品还很多
low不是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的宿命，但我们又必须承认，现实中low的产品还是很多。我在拉斯维加斯最后一天游了一次泳，泳帽的皮筋就松了，眼镜的胶带就掉了，这些都是上个月我去北京出差，在酒店新买的，也就用过一次。常州First International Trade的产品，去年参展人家就投诉过，因为CES官方不处理（它办展览也有利益诉求），参展商自己又不改，照来，结果人家捅到联邦警察那里。
作为一个希望恪守中道的媒体人、中国人，我经常陷入某种矛盾，在产品与国别的两个维度间挣扎。这种体验随时都有。比如昨天我从拉斯维加斯飞旧金山，邻座是知豆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我确实不知道这家公司），也去了CES，聊到汽车，我给他看秦朔朋友圈刊发的宝马汽车的照片，说“真的挺酷”，结果他马上回应：“我经常跟媒体说，中国汽车就是你们媒体崇洋才让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发展慢，你看看人家韩国，都用国产车。”讨论产品好不好的时候，我们又常常引入国别维度，无法讨论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中国产品走向世界，能只靠“我的名字叫中国”吗？世界500强绝大部分中国公司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本土市场，而世界领先品牌的收入构成都是全球化的。你的产品走不出去，却让我们只用国货，难道我们只配用中低档的产品吗？这就叫爱国？我问知豆电动车的副总，那你觉得中国汽车和国外大牌比差多少年？他回答，“15年吧。”
中国原创科技到底怎么样？不会有标准答案。到CES参观的广州博冠光电科技董事长曾德祥，曾在央企干过，创业后一边做光电子产品，一边做智能硬件。我请他给我些意见。他说：“从光电子这个角度看，和美国差距很大，特别是军方使用的远红外线这些东西。随着习大大强军战略的实施，情况会改善。在智能硬件方面，中国竞争力很强，反应能力很快，但是在核心的芯片、传感器、面板方面，总体还没有摆脱‘缺芯少屏’的局面，因为我们也很少做长期打算，不愿意在技术上投入。”
中国创新力不足的十大原因
中国的原创技术为什么少？
去年8月31日，我参加《哈佛商业评论》“重塑商业文明”论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志学教授演讲中说，中国企业习惯于“一窝蜂进入、大批量生产、红海竞争、作死后集体逃离、猎取下一个机会”的路径，导致国家GDP快速增长，但这个过程中没有沉淀出产业文化和原创技术。中国企业家“把注意力投放到克服外部障碍而非解决问题本身，有不服输的进取，但缺乏严谨的思考”，这又导致企业家有呼风唤雨的霸气，认为清除了外部障碍就是创新，其实不是这样。看整个亚洲，占全球GDP的28%，融化的铁矿石占全球总量的76%，释放的污染占全球的44%，但拥有最有价值的品牌只占全球的1/10。在亚洲的亿万富翁中，半数出自像房地产这样的产业，而在西方的亿万富翁中，房地产背景的只有15%。张教授的看法是，中国企业家讲创新更多是口头上的，本质上的心态是要快速赚钱，所以很难持续将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中，招揽具备专业素养的人才，发展组织创新的能力，坚持追求卓越、走向专精的信仰。
我在研究中国为什么对创新的呼吁大大领先于创新的能力时，提出了如下十个原因：
一是擅长造富敛财，进行外延扩张，做企业不是因为有兴趣和改变世界的意愿（“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出人头地的成就驱动；
二是中国有大市场，挣easy money很容易，不用创新创造精品也能存活；
三是封建历史上集权体制的影响，使得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不发达，创意不发达，传统教育模式培养的人才均值高而方差小。这不符合创新之道，创新是要聚集聪明的头脑和抱负，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快速感知顾客需求，甚至引领顾客需求；
四是不爱学习，耐不住寂寞，繁杂的事情太多（包括赌博这类嗜好方面，一成功就出事太多）；
五是制度环境的不足导致企业家缺乏长期打算。寻租、地方保护、补贴等“不正当的手”扭曲了企业家的自生自强的思考。这不是今天的问题，历史上中国就是“靠关系不靠创新，靠权力不靠市场”，比如唐代，工商资本最终的五个流向是——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囤积货币——而不是兢兢业业长长久久做实业；
六是市场环境不成熟，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劣币驱逐良币，一窝蜂跳入红海；
七是消费者不成熟，对价格战的热衷程度远远超过对价值的care和筛选；
八是我们的文化中，随大流、大而化之、不精致不细致、权变太多而不能持久的习惯比较流行；
九是整个商业文明的发育和文化软实力不够，企业的“文化清洁度”不高，维持清洁的刚性又不足，价值观往往被商业利益裹挟、向商业利益妥协；
十是喜欢多元化，横向扩张，无所不为，甚至胡作非为，缺乏纵向的专精挖掘，有所不为。
在此次CES展览上，我对几个在中国颇有名气的企业的表现非常失望。他们展馆面积不小，却来客寥寥，不搞点游戏和物质刺激就变成“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把在国内忽悠的那一套拿来，动不动就说互联网+概念，却没有像样的产品，只有美工设计的高级招贴。他们其实没必要来，如果是为了拿参展CES到国内说事，也没必要弄那么大面积。
中国企业CES表现哪家强？
本届CES哪家中国企业表现最好？广州博冠光电的曾德祥的答案是：华为、大疆和乐视。其实中兴通讯也很好，他们邀请了包括乔丹时期的公牛队队友皮蓬在内的多位NBA明星，在现场搭了一个半个篮球场，和观众互动，非常热闹。中兴通讯美国公司的陈总说，中国企业要在美国立足有“三件宝”：一是过质量关，这里是无理由退货，如果质量不行退货很多，一定死；二是过知识产权关；三是过社区关（community），就是你必须把自己当成美国的企业公民，持续回馈社区。中兴之所以和NBA挂钩，就是为了在社会推广体育精神在社会上推广，“这方面不能想当然，把原来习惯的那一套搬到美国来。”
如果要问我上述答案，除了华为、大疆和乐视，我对北京蚁视，一家专注于穿戴式设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立体视觉领域的公司印象也十分深刻。富士康的郭台铭到的大陆展台不多，在蚁视那里却停了不短时间。
华为、大疆已经介绍得很多，下面，我想谈谈蚁视（ANTVR）和乐视这两家总部在北京的公司。
蚁视：智能穿戴将大大节省物理世界的能量
蚁视的创始人覃政1987年出生，大学在“北航”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博都在号称中国NASA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博士二年级退学创业。为什么退学？他说他小时候就是科幻迷，梦想造一架宇宙飞船飞到外太空。5岁时第一次看凡尔纳小说就迷上了。科幻是他的最高信条，而科幻只探讨一件事情，就是技术怎样影响世界。他相信，银河系中可能存在文明的星球数量超过十万个。科幻小说中文明的归宿，要么“殖民”星际空间、生生不息，要么就遁入虚拟空间、抛弃肉身自我升华。
覃政说，宇宙中各个文明之间之所以没有联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每个文明，为了更高的效率，会选择向遁入虚拟空间的方向进化，也就是抛弃肉体，将意识上传到计算机，带着电子载体一起搬迁到更高维度更安全的宇宙。这也是未来地球人的归宿。
2012年初，覃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如何在头戴设备中显示出人眼能直接观看的图像，这就是虚拟现实中的视觉模拟技术（覃政后来获得专利的技术叫全息近眼显示技术）。当时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大行其道，头戴显示器则无人问津。但覃政相信，通过让人产生虚拟感官、以假乱真的技术，最终可以让人完全沉浸其中，分不清真假世界。结果，到了4月，Google Glass诞生，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大潮骤然而起，智能穿戴式硬件时代开启。2013年4月，覃政第一次动了退学创业的念头，12月拿到第一笔天使投资。
覃政说，更高的效率“就是做一件事情，在虚拟世界做，比在物理世界里做要耗费更少的能量”。比如人类最消耗能源的行为之一是交通，每天都在运送大量货物和乘客。而虚拟世界，要获取一个商品或者旅行到某一个地方，只需修改一段代码，就完成了。
人有五感，虚拟技术能模拟出真实的视觉、听觉、触觉、痛觉。视觉比较好实现，就是虚拟现实头盔，以后还有智能眼镜甚至是智能隐形眼镜。听觉比较成熟，全景声已经出来了，虚拟现实声场模拟可以模拟出声音经过周围环境和人的身体的反射后的真实声场，非常逼真。触觉早期可以通过震动来模拟，就像游戏手柄的震动，未来可以通过气压，比如伸手摸一个虚拟平面时，就会在碰撞的位置受到反作用力。痛觉，目前可以通过低强度电击实现，比如男性通过腹部电击来体验分娩阵痛。
覃政的效率观延伸到很多地方，“咱们破坏自然资源而开垦大量农田和牧场，是为了产生出各式各样的食物满足口腹之欲，但如果虚拟现实可以模拟食物的多样性，人类只需要一种固定的合成食物就可以满足需要了，这将大大降低对自然的消耗。但这就需要虚拟的味觉和嗅觉。人的味觉也就是酸甜苦辣咸鲜涩怪，将对应的味道分子进行混合，甚至可以组合出法式大餐的美味。嗅觉比较麻烦，嗅觉受体有1000多种，早期可以先模拟出香、臭、水果、香料、树脂这五种基本气味。还有住，现在每个中国人平均接近40平米的生活面积，美国是100平米，要消耗相当大资源，还不考虑到公共活动空间。如果每个人都只需要3平米的活动空间，在这3平米中你可以向任意方向移动，那么在感官上来说，你所拥有的是一个无限的空间。这就需要虚拟的运动空间，在虚拟现实领域有解决方案，就是ODT，全向跑步机。除了原地奔跑，还需要让人产生虚拟加速度的技术，就是虚拟坠觉。之前的技术可能是游乐场的动感座椅，通过倾斜来模拟加速度，未来可能是通过直接对人的前庭神经系统的介入式影响来实现……”
从感官模拟，到神经介入，到抛弃肉体、只留下精神、意识上传、进入电子世界，电子脑只需要不断备份及供电，覃政的世界里，人类未来仿佛只是一堆代码。但他说这还只是过渡阶段，灵魂脱离肉身进入虚拟世界，只是为了更好发挥人的智能潜力，通过量子计算技术提升人的智力，通过超高运算效率洞察宇宙的终极秘密——高级文明到底都去了哪里？原来，他们去了更安全的宇宙，在更高层级或者更高维度的宇宙中生活，享受更加广袤的自由度和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不再有超新星爆发、太阳灾变、小行星撞击，而是整体搬迁到新的宇宙中。它如同人造黑洞，在黑洞中生活的文明，外界灾难完全无法伤害到他们，他们在绝对意义上获得永生。所以，宇宙中每一个黑洞，或许都蕴藏着一个超级外星文明，他们在里面自由自在地生活，丝毫不屑于跟我们这样的低等物理世界文明发生接触。
上面的主要观点，覃政在去年的亚布力论坛上讲过。这次再见面，他的突破在于，已经生产出第二代VR头盔，而且和联想手机联合推出了乐檬蚁视VR眼镜，已经有数十万台的订单。
我并不完全了解覃政的世界，似乎和我也相隔太远，但是他那种“希望在虚拟世界里实现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强烈追求，深深打动了我。说到创业感悟，他说：“中国一直在做一些copy的事情，这是我们年轻人想要改变的，我们想直接参与到最新的变革浪潮中去，做出我们自己的行业标准。只要支持创新创业，让创业者做他想做的专业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会有新的公司在未来成为巨头。”
乐视：“化反”出一场“惊天之变”
在CES的最后一天，我又去了乐视的Letv馆，第一次去了乐视的互联网电动汽车FF Zero1馆。一个加入乐视不到半年的小姑娘李岚陪我参观。她的热忱感染了我。她是翻译，base在洛杉矶。乐视的超级汽车总部就在洛杉矶，已经有500多人，其中中国人不到1/10。
以吸引眼球论，乐视在这次的CES上是表现最突出的中国公司。1973年出生的贾跃亭领导乐视，这几年折腾下来，竟然弄出了一个 “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的完整系统，靠“产业链垂直整合将战胜传统专业化分工”的思维以及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共振激发的化学反应，跨界进入影视、体育、电视、手机、汽车，硬生生创出自我循环进化的互联网生态效应。
我没有见过贾跃亭，对乐视一直以来都不太感冒，觉得是超级忽悠、玩资本概念，等等。一直到我的好朋友丁磊也去了乐视，我夫人看乐视电视成了习惯，才觉得乐视值得研究。乐视也真是乐事，啥都做！
对于贾跃亭最常说的“化反”，我一直不理解究竟是怎么“化”出反应的？对于我的问题，乐视的程时盛微信说，“欢迎你到北京来问贾总、刘总。”我说就想听听你的版本，于是他给我发了这样一些微信：
“化反就是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化反就是不同领域的高管之间也会产生反应，比如刘建宏老师与梁军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乐视群体内，刘建宏就会去思考体育内容如何在超级电视、超级手机上完美体现；梁军就会思考，并向刘建宏提出，你们内容应该如何做、技术要达到什么什么，才能更配合我们电视、手机的软硬件。”
“化反的一个重要案例是超级电视，平台、内容、终端、应用，来自不同的子公司，不同背景的负责人，他们只有在乐视才能全面去考虑一个产品问题。如果在另外的公司，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甚至屁股决定脑袋，会有非常大的矛盾。”
“化反就是生活中一个小改动都可能带来大创新。乐视电视比传统电视高一个时代。我们拥有的是每个有价值的用户，有粘性的用户。他们还是硬件思维。乐视通过打破边界、跨界化反、源源不断地为用户创造全新的体验和更高的价值。”
程时盛灌给我很多“新文革语言”，比如“未来乐视将比肩BAT，甚至超越BAT，有可能在互联网电子消费产业上打败欧美日韩”，“乐视这样模式，苹果都做不到”，“乐视靠一己之力，完成了特斯拉、亚马逊、苹果、迪士尼、Netflix等各领域世界级顶尖企业所做的事情，并且把他们完美融合一体”。呵呵，我理解他对乐视的忠诚后遗症，但这美丽的“疯言”，可以拍乐视电影了。不过这次，我仔细想了很久。也许这都是疯言疯语，但为什么很多事情乐视干了，至少干出眉目了？为什么一个学历不太高的山西青年，身边能聚集那么多牛人、而且不像有的民企引进空降兵好像流水席？为什么乐视的品牌不断向上、频现惊艳之美，而一年多前我还认为不可挑战的品牌和“极致”之间的联想越来越弱？
我突然意识到，风口的风向也是不断变化的。没有谁在某个风口会一直独享顺风。贾跃亭也许是先见之明，也许是误打误撞，反正他也找到了自己的风口和风向，也被“吹上了天”！
乐视的风口和风向是什么呢？我想到了战略管理中的经典之作、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安迪•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格鲁夫在斯坦福商学院讲过战略管理，他提出的最重要概念是“战略转折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s），也就是“企业的根基即将发生变化的那一时刻”，“这个变化有可能意味着企业有机会上升到新的高度，但它也同样有可能标志着没落的开始”，“技术上的变化可能导致战略转折点的出现，但它不仅仅取决于技术上的变化。竞争对手也可能导致它的出现，但它又不仅仅取决于竞争的反应。它是企业方向上的全面变动。因此，单单运用新技术，或与过去一样同竞争对手搏斗，都不足以解决问题。”
我们所处的时代可能就是一个战略转折点。技术驱动的硬件、软件、服务、内容（如文化、体育）正在发生惊天之变。这种全面的、互相牵扯和影响变动，用单一打法已经不足以应对，传统小修小补式的做法也于事无补。安迪•格鲁夫讲过，“自动取款机的发明，已使银行业务发生变化。如果互相通连的低成本计算机可以用于医疗诊断或咨询，它一定会改变医护事业。如果所有的娱乐项目都能以数字方式创作、贮存、发送和显示，那么整个传媒工业就会改弦易辙。一句话，战略转折点是所有企业中的根本转变，无论它是技术型企业，还是非技术型企业。”技术变革的震波传遍所有产业，新方法的出现会引发从未料想过的新竞争。如果你不是战略转折的引发者，就只能成为它的承受者。
在格鲁夫看来，所有的企业都根据一套不成文的规则来经营，而规则的变化，往往并没有事前的明显迹象来敲响警钟，这种变化被格鲁夫称为“10倍速因素”，意思是这种因素在短期内势头和力量就会增至原来的10倍。这本写于1990年代的著作预言，“在今后10年里，失败和成功都将以10倍速的节奏发生。”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移动互联网是风口。但不仅移动互联网是风口，由新兴消费者主导的“内容革命”也是风口。我把这场“内容革命”称为“数字化的新文艺复兴”，包括数字化的动漫、影视、娱乐、游戏、媒体等等，将内容元素（如灵感、故事、幸福、情感、交流）和技术以及新渠道相结合，瞬间能产生巨大的扩散效应，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速度前所未有。
不知道是不是早年投资影视剧版权的原因，乐视在“内容革命”的风尚引领上牢牢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让它和其他的偏科技、偏互联网气质的企业深刻地区分开来。“拼命地干，拼命地玩”是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话语，今天，这个话语依然存在，只不过变异为各种亚文化群落里充满活力的社交分享。腾讯、网易在这方面都做了巨大的布局，所以收获也巨大。在我看来，乐视在“真正实现科技、文化、互联网完美融合，通过打破三者的边界产生全新的元素和全新的价值”这个方向上，悟到了一些什么，参破了一些什么。形势比人强，立乎其大，则其小者不可夺也。
乐视这样的一种“嗨式打法”，不期然呼应甚至引领了新时代的新风尚，所以一路颠覆，而且就有那么多用户牢牢相伴。
我想没有谁会把未来都想清楚，贾跃亭也未必都想清楚了。但我猜，这个篮球发烧友的历史包袱是最轻的，比雷军脑子里那些“最牛程序员”“BAT之后新领军人物”“新国货”等等品牌资产要轻很多，所以打起来瓶瓶罐罐无所谓，试起来无所顾忌，反而更加极致化地拥抱了我们时代的巨大风口。这又有点像格鲁夫说的，“如果你是一名企业主，就应该认识到凭一些事前的计划是不可能预测这种变化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必做计划了呢？完全不是。计划的制订应该效仿火警公司。谁也不能预料下一次火灾将在何处发生，因而要做的事就是组建一支精力充沛、效率很高的队伍，使之能够像处理普通事件一样处理意外事件。理解战略转折点的本质及具备对付它的手段，可以帮助你维护公司的兴盛，救公司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使之在新秩序下蓬勃发展。这是你的职责，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做。”
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有一个最著名的“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比喻。两座烟雾弥漫的山头，已经成功的企业熟悉了一座山头，但却必须向另一座山头奔去，路标也不明，于是有人要留守安逸与熟悉之地，有人要冒险向前，结果队伍分裂，命丧“死亡之谷”。 格鲁夫指出，要挣脱“死亡之谷”，关键是领导者，因为“穿越战略转折点为人们设下的死亡之谷，这是一个企业组织必须历经的最大磨难”，领导者必须坚定信念，不流露一丝犹豫和怀疑（虽然他的恐惧通常是最多的），才能凝聚团队土气。此外，他必须勤于分析数据，以事实作为决策依据，才不会误用资源。
篮球发烧友贾跃亭的精神气质恰好符合挣脱“死亡之谷”的要求，超级大胆，超级坚定，任由别人反对和不屑，仍然一意孤行。结果恰恰是他抓到了风口外的又一风口，贾大胆撞开了新天地。
不走寻常路，哪怕是寻常的成功路，这大概是乐视能够在战略转折点突破的关键。未来，没有谁能引导乐视，除了它自己的学习力、想象力，还有对用户永远的敬畏感。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在CES这一消费科技的奥林匹克竞逐中，尽管整体上和国际巨星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一大批中国公司特别是深圳公司的崛起，让我看到了明天会更好的希望。乐视和蚁视，这两家北京的公司，还让我感受到一路狂野想象、一路激情狂奔的新企业家精神。覃政放弃了未来可能是某个重要航天工程总工程师的路径，追随自己的虚拟世界梦想。贾跃亭，放弃了一切传统路径，意外地在战略转折点上找到了通往未来的路径。他们都因为敢于放弃，不模仿，不因循，创造出独特的价值，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追捧。
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公司步入“好人赚钱时代”：聪明人赚钱时代，那么，一个可靠的制度安排也许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不投机，不官僚，不走老路，敢于想像，敢于创造，敢于走自己的路，这样的中国价值，更容易得到世界的认可。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诸子年代，百家争鸣，中国哲学的基础得以建立；7 世纪和 9 世纪，由于唐诗、宋词、科学发明、书画与理学，中国文化达到高峰；在21世纪，中国公司能不能像之前一两个世纪美国企业所做的那样，奠定中国在全球商业文明中的地位呢？我知道的是，没有企业家精神，就如同暗夜里没有灯塔和火炬，一切都将变得冷漠无力。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