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上读着一篇任正非写的怀念他的父母亲的文章，而脑子里却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是2013年9月，我接到了一个邀请函。
那天我是真的有事，但出于对老任发自内心的敬佩和尊重，我尽力挤开了别的事情，花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赶到了会场。
老任的面子确实大，那天是贵州都匀一中的“校训研讨会”，真请来了不少领导和知名的企业家。他看见我来了显得非常高兴。我也高兴，那是因为在企业工作者里面，我们都是属于少有的“老家伙”序列里的人，相互都比较了解，然而又极少见面，所以紧紧的握手不愿松开。
原来都匀一中就是任正非的母校，他的父亲在此曾任过三年校长，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50多年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现任学校领导介绍学校的历史，介绍老任的父亲任摩逊先生事迹的时候，我注意盯着任正非，我想这样的内容他应该听过无数遍了，他却依然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动情！
此刻我正在读他写的怀念他的父母的文章，我认真读这篇文章，是因为深深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和他是同年生人，我们的出生背景有所不同，但是上一辈在政治上受到的磨难和考验几乎是相同的。任正非谈到他的父亲在这考验的重压之下，依旧勤勤恳恳拼力地工作，为他自己后来在华为拼命地工作做出了表率，而父辈的榜样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榜样。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能够像以前教导我的那样，用行动做出表率-做一个正直的人。正直，这是一个多么平常的词藻，然而在特殊的考验面前，这个词就超过了千钧的分量。
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的第一个年头，我亲眼看到我的父亲在威逼面前不肯诬陷当年的战友，被开除党籍。当时的气氛紧张惊恐。这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而我的父亲以身教的方式告诉了我如何做人，什么叫正直！
联想发展到今天的三十年中，经过的风险无其数，尤其在早期还有一定的政策风险，我自诩是个敢担当的人，而在联想结出胜利果实时，我也以为自己是个舍得让利的人，这对联想能发展到今天也许有一定的影响。和任正非一样，我们能以身作则地把企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追根溯源，是我们的父辈给我们打下了如何做人的基础。
当我读到任正非的母亲是因为意外车祸辞世的，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能想象对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撕心裂肺！
任正非讲到他在高三那年（也应该是我高三的那年吧，就是最困难的1961年），母亲经常早上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他说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的功劳巨大，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80后、90后的朋友是读不出玉米饼的感觉的，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饥饿。61年，我是北京25中的一名高三学生，我们中学生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所以享受着最高待遇，一个月32斤粮，半斤油，半斤肉。知道什么叫一个月半斤油吗？那是在一锅熬白菜煮熟的时候，油瓶口顺着筷子点入几滴油，使锅里漂着油花，一个月下来，这半斤油就用完了。知道什么叫饿吗？那就是耗干净你身上的脂肪，然后再耗你的肌肉。有一天夜里，我饿的实在受不了，想起抽屉里有一盒中药是羚翘解毒丸，我就吃了两颗，几小时后药性发作，抽筋断肠，头痛欲裂。
经过饥饿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从父母弟妹的嘴里面抠出的玉米饼。任正非想念着母亲，我何尝不想念自己的母亲、不想起在那最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对我的慈爱。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和老任一样也是老大，我会永远记住父母的恩德慈爱。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们会永远相亲相爱。
我在想，读了老任的文章，是什么让我会拿起笔说了上边这段话，我想说给谁听呢？
说给老任？让他知道我是他的知音？说给我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好像是，但也不是。我明白，我最想说给那些年青、年少的，甚至是儿童-让他们长大了听。
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碎嘴唠叨的老头。而说这些话，我估计孩子们是不爱听的。
前些天，我看了一部叫“归来”的电影，写的是我亲眼看见过的年代，亲眼看见过的事情，电影演毕，潸然泪下。
问过几个年青人是否看过这部片子，都说没有。有一个对我说：人总是要向前看么，老说那些老话，凄凄惨惨有什么意思？！
他们爱看光鲜亮丽、富有、任性的电影，那是他们的追求。
他们不爱看“归来”，不爱听我碎嘴唠叨，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对他们说，到底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在不久以前还很苦，很凄惨，很窝囊。你要想今后过得富有光鲜亮丽，你就要知道过去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受人欺负。你就要懂得历史，你就要从中学到教训，我们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见过那段历史的尾巴的人了，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不管你是哪国国籍，但你和你的子孙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谈不上是高尚的人，更谈不上是纯粹的人。但我努力在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做一个懂廉耻、要自强的人。我希望几十年以后，今天年青、年少的人们能凭追求、凭团结、凭实力让中国富强，让自己过上光鲜亮丽富有的生活。
向老任致敬，已知道你过些天要来看我，我很期待。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咱老哥俩聊聊过把瘾是真的！（柳传志为联想集团创始人）
附上任正非先生的《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我那时十四五岁，是老大，其他弟妹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高考临近，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建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我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第二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生活费标准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符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人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自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他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广东卖鱼虾的摊贩将死鱼非常便宜地处理掉，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些比内地还新鲜！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这时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翟玉忠，财经评论家
推荐语：企业家灵魂的自我表白
我不止一次含着泪读这篇文章。不错，它是一位企业家灵魂的自我表白，它是一位孝子如泣如诉的祭文；更为主要的是，它是中国一代商业领袖艰辛成长史的写照！将此文推荐给企业家的理由是：任正非先生告诉我们，企业家的成功永远取决于良好的商业生态，我们有太多的社会责任需要承担--为了我们，也为了商业中国的未来！
（编辑：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