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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家族企业为何未衰亡?

被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称为“幸运精子俱乐部”(Lucky Sperm Club)的群体在商业制高点依旧兴盛。近日在大西洋彼岸,安娜·博庭(Ana Botín)和阿比盖尔·约翰逊(Abigail Johnson)继承父业,出任金融界最具权利的两个职位,即桑坦德银行(BancoSantander)总裁和富达投资集团(Fidelity Investments)首席执行官。

目前,创始人运营着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的跨国公司,或对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沃尔玛超市(Walmart)还是马尔斯巧克力(Mars),三星还是宝马。50年前管理专家预计,由专业人士运营的公众企业将拥有更大能力筹集资金、吸引顶尖人才,因此世袭原则将很快消逝。

然而实际上,家族企业守住了阵地,近些年在全球商业中更加占有一席之地。 财富全球500强(FortuneGlobal 500)记录了世界上销量最大的企业,其中19%是家族控股企业。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的最新研究显示,该比例高于2005年的15%(麦肯锡也定义了家族企业是指创始人或其家族持有至少18%的最大股份,同时有权任命首席执行官)。自2008年起,这些企业的销量年增长率达7%,略高于榜单中非家族企业6.2%的年增长率。麦肯锡认为,短期内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在这些经济体中,大型企业由家族持股实属常事。自2005年起,财富全球500强中数量增长最快的有巴西、中国大陆、俄罗斯、韩国和中国台湾。据麦肯锡预测,截至2025年,世界范围内将有15000家公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其中37%是来自新兴市场的家族企业。2010年,世界范围内该规模企业总数仅8000家,其中来自新兴市场的家族控股企业占16%。

在东南亚,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中约85%由家族运营,在拉丁美洲该比例约为75%,印度67%,中东65%。中国(该比例约为40%)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35%)与其他国家不同,其家族企业比例相对较低,因为这里的许多大型企业由国家控股。

然而即使是富裕国家,有关大型家族企业消亡的预期也落空了。创始人及其后代放弃持股,交给不知名法人股东的趋势似乎遇到了瓶颈。财富全球500强的美国企业中,15%是家族企业,与2005年相比稍有下降。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家族企业沃尔玛,其已故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Walton)(图中左数第三)的后代仍是企业大股东。他的大儿子洛伯(Rob)担任总裁,另一个儿子吉姆(Jim)也是董事会成员,女儿爱丽丝(Alice)也继承了大笔股份。在欧洲,40%的大型股市上市公司由家族控股。

许多新兴经济体一直缺少富裕国家那样的大型流动资本市场。因此本土企业无法就此获得资金进行扩张。相反,他们不得不依赖创始人家族对所获利润进行新一轮投资。随着这些企业获得更多国内及全球股票和债券市场,不难想像,情况可能发生转变;家族控股人可以抓住机会退出、获得大笔利润,这在富裕国家曾一度发生。

然而,50年前的专家预测之所以出现偏差,原因在于股票市场和监管机构太过通融,即使向外界投资者出售了大量股份,也可能持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取得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发放特殊种类股票——该举措近来在许多技术公司股票发行中十分流行:谁又能料到,或许将来扎克伯格(Zuckerberg)王朝将控制Facebook社交网络,谷歌也将被佩琦(Page)和布林(Brin)家族控制。

投资者已然接受此种现象,要想分得家族企业利润的一角,必须以此为代价。然而很少有人表示真正喜欢。举个例子,尽管博庭家族所持股份仅占2%,然而几年前博庭先生签订的一项协议使得在他九月份逝世后不久,他的女儿就继承了桑坦德银行(Santander)总裁一职,对此机构投资者很不满意。

这么多大型企业能够保持兴盛、破除负面猜忌的原因除了可以在保留控制权的同时进入资本市场外,至少还有其他4个方面。其一,这些企业的缔造者往往是才华横溢的企业家,例如山姆·沃尔顿。如果他们仍然健在、精力充沛,他们不但拥有杰出的能力,同时作为控股股东可自由按照自己规则的运营,往往使得他们拥有强劲的竞争优势。即使他们退出企业,其后代只要继续遵循他们的成功原则,就能保持企业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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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私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家族控股往往拥有更加长远的视角。根据巴塞罗那IESE 商学院海因利希·列支敦士登(Heinrich Liechtenstein)的观察,这一点千真万确,因为非家族控股公众公司必须致力于满足投资者需求,从而最大化短期利益;与之相比,私募股权企业控股的公司尽管视角更加长远,却仍必须迎合投资者,在几年内获得大笔利润。

同样,家族企业也更难负债累累。一个典型例外就是,近来,圣埃斯皮里图金融集团(Espírito Santo)的破产,这也正说明了大部分家族资本家惧怕债务的原因。大笔债务使得该家庭控股葡萄牙金融集团位列欧洲最大的破产企业,最终以葡萄牙国家的银行提供的救援告终,该银行也是该集团的核心后盾。不愿举债可能错失时机、抑制发展,然而当形势严峻时,家族企业也可能因此更具适应性。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business school)教授霍尔格·穆勒(Holger Mueler)和托马斯·费利佩(Thomas Philippon)的研究表明,家族企业拥有更好的劳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工人们更乐于相信创始家族做出的承诺,将获得长期回报,而非那些外聘老板,可能几年后就不见人影。研究也表明,当企业不得不采取行动提高效率时,家族控股者因持有大量股份,与工会打交道时易采取更加坚定的举措,而不像那些拿薪水的外来老板。两名经济学家也表示,尤其在是在那些员工和管理层总体呈敌对关系的国家,这些都是优势所在。

来自麦肯锡的亨氏-皮特·俄斯特洛蒂(Heinz-Peter Elstrodt)认为,家族企业相较于非家族企业,企业文化更加优越。麦肯锡在114个家族企业和约1200个其他大型公司中衡量了企业健康(organisational health)指数。在企业文化、员工动力和领导力方面,家族企业得分明显较高;而在创新性方面,家族企业稍许落后,且过于关注公司内部。

创始家族的存在似乎有助于打造企业形象。近来,(家族运营的)国际公关公司埃德曼公司(Edelman)在12个大经济体中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73%的人们表示信任家族企业,而只有64%的人总体上信任公开交易公司,61%的人信任私募股权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家用产品制造商美国庄臣(S.C.Johnson)将“一个家族公司”作为口号。

来自马德里IE商学院的克里斯蒂娜-克鲁兹-塞拉诺(Cristina Cruz Serrano)和劳拉-诺那-雷塔曼蒂亚(Laura Nuñez Letamendia )的最新研究表明,有证据证明“家族影响”对于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经计算,2001年对欧洲公开交易家族企业的投资组合每投资1000欧元,10年后产生的价值经市值加权将达3533欧元。而非家族企业的投资组合只能产生2241欧元。这一差距相当于每年5%的额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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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精子俱乐部”的三代成员

所有这一切也正说明,尽管巴菲特不赞成“幸运精子俱乐部”,但仍希望儿子霍华德(Howard)〖图中左一,及其儿子霍华德·沃伦·巴菲特(Howard WarrenBuffett),在大学任教〗能够继承父业成为公司总裁以及公司文化的捍卫者。巴菲特尤其热衷于家族企业,想要买下它们:他于10月买下了美国最大的家族控股汽车经销集团Van Tuyl Group。同样,对于路易威登(LVMH)和开云(Kering)这两家已收购多家欧洲时装公司的家族控股法国奢侈品巨头,巴菲特对这些创始家族的推销词为:如果想要出售,同时希望企业文化得以传承,我们当是不二人选。

最终,大型家族企业能否继续打破传言、保持昌盛,取决于它们能否很好处理那些可能打垮它们的拦路石。其中之一就是亲戚间纠纷带来的风险。例如今年夏天,一场家庭纠纷差一点毁掉了美国超市连锁菜篮子超市(Market Basket)。工人开展了罢工活动,因为他们爱戴的总裁亚瑟·T·德姆拉斯(Arthur T. Demoulas)在其表兄亚瑟·S·德姆拉斯(Arthur S. Demoulas)的命令下被开除。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向该家族发出请求后,灾难才得以避免。

潜在的最大风险当属家族内部的交接过程。在印度,有一历史纠纷事件,始于2002年,信实工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创始人迪鲁拜·安巴尼(Dhirubhai Ambani)并未指明接班人,于是在他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穆克什(Mukesh)和阿尼尔(Anil)开始了斗争,最终导致该集团一分为二。

一些情况下,即使是发展迅猛的成功企业在后代继承后也会迅速瓦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类似说法:“富不过三代”。埃德曼(Edelman)的调查发现,一旦接力棒从创始人之手传给了后代,公众对于该企业的信任度也随之下降。值得警示的是,普华永道(PwC)咨询公司上月发表的关于40个国家2400家家族企业的调查表明,只有16%的家族企业拥有经“详尽讨论与记录”的既定接任计划。

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来自哈佛大学商学院,也出版了几本有关家族企业的书籍。他表示,表现最为优异的家族能够充分理解他们的家族利益和商业利益很可能存在分歧,因此能够采取措施更好地处理这些分歧产生的后果。

一些家族能够更好地训练下一代接班人。意利咖啡(Illycaffé)现由意利(Illy)家族第三代成员运营。该企业拥有一个契约,就意利家族成员何时能够进入该产业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工作能力至关重要。瑞典地瓦伦堡(Wallenberg)商业帝国现由创始家族第五代成员运营:雅各布(Jacob)和马修斯-瓦伦堡(Marcus Wallenberg)两表兄从小就开始为接班做准备,分别负责该集团的工业和财务部门。

然而,有时后代不愿加入家族企业,或者并未遗传创始人的商业天赋。那么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讲,即使该家族仍然拥有控制权,最好的方式还是让专业人士来继续经营管理,而非指望一个勉为其难亦或毫无竞争力的子孙来接管。让专业人士接管很有道理。如果有机会升至高层,那么该企业就更能吸引富有才华的管理人员加入,至少他们不必跟着一个一无是处的继承者工作。普华永道采访的家族企业中约40%表示,在未来5年里,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打造专业化企业。

即使创始家族同意让外来管理者接管企业,他们也很难完全置之不理。意大利太阳镜制造商陆逊梯卡(Luxottica)十年来一直由一名专业首席执行官运营,绩效优良。然而最近这位领导者离开了该企业。6周后,他的继任者也相继离去。据报道,主要原因是他们与创始人莱昂纳多·戴尔·维奇奥(LeonardoDel Vecchio)及妻子尼可莱塔·赞皮罗(Nicoletta Zampillo)的意见相左。

戴维斯先生注意到,即使独立的外部人员进入了家族企业董事会,他们也常常无法建立应有的影响力。他表示,外部人员通常不愿参与家族成员的内部管理纠纷,认为他们的工作只是监管商业运作,而事实上他们可能是防止家庭破碎导致企业不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富裕国家,有一群强大的企业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充分利用家族控股和专业人士运作相结合的模式。然而在一些新兴市场,情况并不明了。许多大型企业仍由创始人运营,与当权者有密切联系。至于这些企业在失去了该创始人或相关政权后能否继续存活,只有时间能够证明。然而,印度的塔塔集团(Tata)和韩国的三星提供了积极案例,表明即使存在强劲的裙带资本主义,由专业人士运营的世界级家族企业也仍可能出现。

随着新兴市场的大型企业由创始人传承给后代,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协调家族需求与愿望同企业成功运营的要求,这在富裕国家已经存在。正如迈克尔·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在《教父》这一关于家族企业的伟大著作中所讲,他们需要明确的是当公司遇到问题时,“这并非私人问题……而是绝对的商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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